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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
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姿态。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
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得先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它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
这样做，有解决地方冶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群众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新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新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细致供应条例，并大力执行的同时，严厉的军纪条例，也被制定出来被严格执行了。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温饱的生活保障，还应有守法的观念保证。
新制定军纪条例规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杀百姓一人，杀；士兵长官尽不到监管职责的，打八十军棍；百姓财物被士兵抢夺或人被士兵杀死，不举报者，按“包庇罪”处罚。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新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
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杨总兵那里。
杨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
该土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四十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十两。
但该判决，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三号”，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
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展览”。
执法不严的杨总兵，杖罚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特种游戏”了！
在军队建设上，新政府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作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到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
刚入滇时，孙可望就带着政府及军队的“高级干部”，亲自跑到文庙，祭祀孔子，并表示要发扬汉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出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和解的信号……
接着，孙可望又令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规模的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了33名进士，到新政府中任职，新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由此开始。
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到了云南大部及贵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儒生在内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新政府“各级干部”中的一员。
为鼓励举子们安心学习，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多次接见举子，给予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后来，新政府陆续出兵收复两广、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就是这些来自云贵的举子们。
对生活困难的举子，新政府专门派人登记造册，定期发放粮食补助。
宗教政策上，入乡随俗的大西军上下，进入云南不久，就由“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对当地流行的佛教，顶礼膜拜。
孙可望曾明令保护宗教寺观，还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这种“无意插柳”的行为，恰恰起到了尊重当地信仰，加强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间，吸取治蜀失败教训的孙可望等人，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埋头苦干，终于创造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各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教鼎盛、军队发展”的显著成就，从而为以后出兵北伐，挫败清军，成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封王纠葛
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
伟大的一代枭雄张献忠逝世前，曾对孙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惊”的临终遗言：“大明国运未销，吾死之后，你等可速归大明，以图久存！”
对张献忠这没头没尾的话，孙可望等人当时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但随着入黔进滇以来，通过对民众人心向背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开始领会到张献忠的“高明和远见”。
因此，在云南，他们就用“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这个新的政治诺言，作为号召，成功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