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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四季的轮回里，平西王吴三桂收获颇多、心情颇佳。
永历帝亡命缅甸，其小朝廷已如风中残烛、仅存点点幽光。
四川明军有组织的抵抗，逐告平息。清军己次第占领灌县、绵竹、什邡、汉州、简州、成都等地，来自侧翼的威胁，已经解除。
南明云南沅江知府那嵩的“不合时宜”的起兵反抗，经过三个多月的大军围剿，已告平息。
退至滇西的明叙国公马惟兴、准国公马宝、汉阳王马进忠的儿子马自德、怀仁侯吴子圣、征蛮侯杨武等南明“高干”，陆续降清，并前后带来三万降军。这些降军，被三桂同志，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改编成十营新附军，成了他的一支“准嫡系”部队。
只有被打成“游击队”的李定国、白文选，贼心不死，仍在边境地区兴风作浪，蚍蜉撼树。
忆往昔，磋跎岁月！
看明日，豪情满怀！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胆大的念头，在吴三桂的脑海中，悄然诞生！
他想通过自己的运作，使吴家成为继明朝的沐家之后，成为世代镇守云南贵州的“新滇王”。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也是自入关以来，跟来他一路风餐露宿，拿生命赌明天的部下集体的愿望。
是呀，十七年东奔西走，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安身存命的家了！
让吴三桂欣喜的是，他们的这一愿望，正在机缘巧合间，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先是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忍受不了这大西南的湿热，领着手下的满洲兵回北方去了。
后是经略洪承畴因眼疾加剧（这回是真的），回京调养去了。
只有脸皮最厚、适应能力最强的他留了下来，并总管云南贵州的军民事务。
虽清廷末给正式名份，但大权在握的他，已把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之所，看作了自已的“自留地”，禁止任何人再来染指。
自然，这块土地的旧主人——永历帝和李定国，就成为他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在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两者孰重孰轻，吴三桂和清廷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吴三桂认为永历帝是脑袋，李定国是胳膊。必须先花大气力砍掉永历帝这颗大脑袋后，才能让李定国这根胳膊难存而亡。
但清廷可没有脑袋胳膊的认识，他们非常乐观地认为，一、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已如秋后蚂蚱，大可由其自生自灭；二、境内的李定国虽然活动猖獗，但只要新政府在云南注重民生、加强文治，这些“游击队”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也不必专门派兵进剿。
清廷作出这样的决策，不是仁慈，而是实在没钱了！
连年用兵、财政枯竭，到了1660年，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实在没钱给吴三桂再折腾下去了。
在与清廷意见相悖的情况下，吴三桂著名的奏折——“三患两难”，横空出世！
在这篇当时名躁一时的奏章中，吴三桂先说若永历帝在缅不死，则将给云南带来“三大忧患”。
一是李定国、白文选，随时可以打着永历帝的旗帜鼓惑人心，卷土重来，此是门户之患；
二是云南土司，对明朝仍藕断丝连、心存感念，一旦永历帝对其封官许愿，则有可能起兵反叛，此是肘腋之患；
三是投诚的明军，虽已经“就地安置”，但却难忘故主，一旦永历帝和李定国合起来内犯，必生叛心，这是腠理之患。
讲完“三患”后，吴三桂开始讲“两难”。
“两难”则讲如“三患”不除，则导致驻军过多；驻军过多，则导致民众负担过重；民众负担过重，则导致支持叛军；叛军猖獗则又导致驻军再增……其分折可谓丝丝入扣、环环相接。
这份奏章，的确是吴三桂同志多年来在公文写作领域，难得一见的美章佳作（让他没想到的，日后当其打着“为永历帝报仇”的名义起兵时，这一奏章立刻被他清廷公告天下，成为揭露其丑恶嘴脸的有力武器）。
在他这份处处透露着强烈危机意识奏章的引导下，清廷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被迫同意”了他的进剿方案，并由户部向全国加派特饷230万两白银，凑足后交给其作为行动经费。同时，还派出定西将军公爱星阿率一支八旗军赶往云南，配合他进兵缅甸。
吴三桂在1661年8月左右，收到白花花的银两后，却不急于进兵了。他慢条斯理地给缅王写了一封信，告知其大清将兵临缅甸，跨国追捕“头等逃犯”永历，请其好自为之，不作有损于本国人民利益的事，不做有损于两国友谊的事！
收到吴三桂恐吓信的缅王，已不是前些年那个叫平达格力的缅王了，而是他的弟弟莽白了。
不过，这个弟弟的继位，并不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法和平实现的，而是在今年五月份，靠宫廷政变，杀死他的亲哥哥平达格力后上台的。
靠暴力手段夺取王位后，莽白在第一时间向永历帝发来请柬，请其派使致贺，以增强自已的政治影响力。
但永历帝虽然身陷异邦，穷困潦倒，但做大国之君的底线还是有的，他马上以莽白“得位不正”为由，严辞拒绝了其“不正当的请求”。
在这之前，李定国、白文选为接永历帝回国，曾三次深入缅境，虽末达到目的，但却给拦截的缅军以重大杀伤，这让缅甸国内的“反明”情绪，一度高涨！
旧仇新恨之下，莽白与“永历帝这个政治避难团”的关系更加恶化。
为排遣胸中的一口恶气，并进一步控制永历帝，莽白精心搞了一个“咒水誓盟”的阴谋活动，请永历帝派众大臣参加。
为消除永历君臣的疑虑，莽白派来的使臣一再解释：明缅双方的人员在一起喝咒水后，将会尽释前嫌、和平共处、再不相犯。
永远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一等的马吉翔，立刻拉上沐天波这个护身符，带着一大帮文武官员及护军，浩浩荡荡渡过河，前往缅方指定的者梗之睹波焰塔，兴致盎然地准备品尝一下“咒水”的滋味。
但一到塔下，他们一行即被三千缅兵团团围住。缅兵对这些来自天朝上国的客人，倒也很不客气，挥刀就砍，拔矛就刺。
可怜的南明官员及护军，手无寸铁，只得转身去找柴棒、石块来进行“紧急自卫”。
在这场毫不对等的战斗中，马吉翔最终没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翔”，在痛苦的哀嚎中，被缅兵一刀一刀地砍死劈烂。
随他一起来的邓士廉、杨在、马雄飞等官员，全部被剁，无一幸存！
沐天波本可以不死，对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大明黔国公，缅兵还是区别对待的，首先把他拖出了包围圈，但沐天波却很不识相，夺取了缅兵的刀奋力反抗，一下子杀死缅兵九人，最终也被怒不可遏的缅兵乱刀残杀！
沐天波同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以自己的死，为朱沐两家执行了两百多年的生死契约划上完美的句号，诠释了一个家族累世的忠诚！
屠杀完毕后，意犹未尽的缅兵，转身朝永历帝的行宫杀来，展开了第二轮屠杀！
除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内官、宫女外及小部分官员外，行宫内的其余人员，全部被杀，所剩无几的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原来煕熙攘攘的行宫村内，顿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莽白见自已目的已然达到，便摆出一副“正直善良”的面孔，下令部下终止了这次犯罪活动，并将现场清理，对幸存下来的南明君臣，给予粮米、铺盖、银两等加以安抚，这就是发生在1661年8月间的“咒水事件”。
自此事件后，永历帝的“政冶避难团”，完全成为莽白手中的一枚棋子，何时举起、何时放下，完全由其操纵。
当然，莽白操纵永历帝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喜好，他是想在明清的战争中，聊以自保本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本国的人民不受屠杀！
至于他是把永历帝交给明朝的李定国，还是清朝的吴三桂，暂时还没有定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当他拿到吴三桂的吓唬信时，前思后量，举棋不定的原因。
但时间是不等人，就在这年的八月底，吴三桂的清军已兵分两路，不宣自战地进入缅甸。前锋势如破竹，到了十一月份，就直逼缅都阿瓦。
战争形势已不容莽白再“玩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了，1661年12月2日，他让缅相锡真把永历帝一行哄出，送到清营，请清兵高抬贵足，息战归国。
整整一夜，永历帝恍然如梦，先是被人告之李定国将派人来接，后是被人连推带搡地架上了椅抬，一路狂奔到一条大河边。最后，在这条河边，他被一个自称叫王会的“明将”领着，向一座灯火通眀的营帐走去。
直到了营中坐下，看到一群群梳辫子的清兵时，他才明白，一切都完结了。
这一刻，来得他突然了，来得太不可思议了，他曾预想过自已的种种下场，但却没有预测到最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到敌人的面前。
他此时的感觉，既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一股难以名状的窝火和无助。
在恍恍惚惚中，他半梦半醒地度过自已在清营中的后半夜。
次日清晨，胡乱地吃了几口饭后，永历帝开始在自已持殊的“行宫”内，接受各官的“朝拜”。
这些来“朝拜”的官员，大部分为汉官，小部分为满官。拜见时，或面露愧色，或神态悲戚，或啧啧称奇。拜见时，倒也很有礼貌，不是下跪、就是作楫，其后便默不作声，鱼贯而出。
对这些汉官满官，永历帝表现得很是淡定，既不怒目而视，也不哀怨乞怜。
一个多时辰后，一个身材适中、面容白皙、衣着华丽的人物，出现在永历帝面前。
来人直挺挺地站在永历帝面前，颇显孤傲冷竣，对着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皇帝，仅作了一个楫后，便默不作声。
凭直觉，永历帝猜测，来人应该就是这次“擒拿”自已的总策划人——吴三桂。
但他仍矜持地问：“下站者何人？”，一次未答后，便直勾勾地盯着来人。
僵持了一阵后，来人忽然扑通跪倒，声音苍老而悲凉地答道：“臣吴三桂是也！”
“是的，果然是你，引狼入室，把大明朝推入血海苦渊的特大罪人！”，多年来淤积于胸的怒火，终于在永历帝的心中，瞬息爆发。
九月间，当永历帝得知吴三桂统兵入缅时，曾亲自写了一封乞告信，请他看在大明列祖列宗的薄面上，看在大行皇帝崇祯的恩典上，看在同为汉家一脉的情份上，放自己一码。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自己的那一番表现，纯粹自取其辱、糟蹋感情！
好了，既然如此，那么就索性来一场洪洪烈烈的辩论吧！
作为正方，他厉声向吴三桂质问：“妆非汉人乎？妆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妆自问妆之良心安在？”
辩论由此开始，但我们却听不见反方吴三桂的任何反驳。
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中，都有过对不起的人，对不住的事，这些人和事，如沉重的铁锤，往往会在某一时刻，敲打着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吴三桂的内心深处，过去的大半生中，最对不起的人，不是为自已残死的三十三口亲人，而是崇祯朱由检。
十六岁那年，为救出被后金兵围困的父亲，他违反军纪，擅自带着一百多个家兵冲出山海关……事后，崇祯非但未予追究，反而赞誉其“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