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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这是石破天的问号，读者明白了，身在庐山中的主人公却不明白，即使无意中破了侠客岛上盖世无双的武功又能如何？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孤悬海外，远离故土母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的心态，很难评估，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察觉，他笔下的主角几乎都是孤儿，这种孤儿情结已深入他生命的最深处，他下笔之时或许完全无意。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04页。
② 《明报月刊》1976年1月号，8页。
到1967年4月19日，《侠客行》共连载了295段，此时“五月风暴”将起。
四、“五月风暴”
1966年4月，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引发过一场骚动，但没有闹大，《明报》当时作了大幅报道。当年9月10日，《明报》头版头条报道广州红卫兵要求将香港改为“驱帝城”，还编了歌谣在广州到深圳桥头传唱：“香港并不香，犹如一只垃圾箱……”
到1967年5月，“文革”浪潮终于波及香港，酿成“五月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五月动乱”或“一九六七年大骚动”）。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此引发工潮，成为这场风暴的导火线。5月10日，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次日他在社评中提醒工潮不要涉及政治。这天下午，人造花厂工人及部分学生、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使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并调来军车和直升机驱散赤手空拳的工人，工人与警察发生沖突，多名工人遭拘捕，矛盾激化。
5月12日，金庸在《盼尽早恢复安宁》社评中说，“抚心自问，或者诚实坦白地说一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已选择香港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这里过一些太平日子。环境有变，外国人当然撤退，有钱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迁居，99％的中国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留在香港。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个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他在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当时内地“文革”正如火如荼。5月15日，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外交部发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港督戴麟趾声明，港府维护和平、秩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常务副部长姚登山表示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支持香港的斗争。从5月16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人员，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迫害香港同胞、残暴镇压中国工人的行径。
“五月风暴”时的香港街头
5月16日，左派阵营在九龙的工联会工人俱乐部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负责人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人。5月17日，金庸在《明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的社评。
从5月19日开始，数千工人、学生、左派机构职员轮流到中环的港督府门前示威，呼喊反英口号，在港督府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斗争规模在香港史无前例。一些左派报社领导、商会会长、电影明星等到场示威，大有安营扎寨、包围港督府之势，但秩序井然。5月22日，左派群众前往港督府抗议时，在花园道口受到防暴警察拦截，发生流血冲突，许多人受伤，左派将预先准备的红汞泼在身上，夸大警方镇压的“血腥”，当天有167人被拘捕，港府宣布宵禁。第二天起，左派发动罢工抗议。
面对香港的严峻局势，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从5月18日起，他在《明报》发表一系列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呼吁港人克制，避免暴力。
6月1日，面对左派“不爱国”“卖国汉奸”等指责，金庸发表《爱国爱国，爱的是“国”》社评，直言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五千年，“所谓‘爱国’，爱的是‘国’，而不是爱哪一政府、政党或党魁”。“爱国，是爱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假爱国之名而爱自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勇的港九爱国同胞致敬》，3日，王力执笔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提出，“把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斗委会”认为北京支持他们，甚至误以为北京已作好随时收回香港的准备，组织工人大罢工。左派报纸积极配合这场“反英抗暴斗争”。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拥刘少奇》社评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刘，现在“刘邓陶”被打倒，内地风向转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
关于香港的五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抚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从6月5日起，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不准《明报》《明报月刊》进入澳门，包括《明报》在内有十种香港报纸被禁止进入澳门。6月9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人们丧失了言论自由之后，随之而来迁移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学和婚姻的自由都会逐步地丧失。……
为了宝爱我们的自由，决不能容许左派人士将他们专断的意志强加于香港三百多万居民的身上。……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你们如果在香港胜利了，《明报》当然消灭，但你们的命运，与我们毫无分别。
他的立场招来左派一连串的攻击，“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都向他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显著位置，展出“十大汉奸”，他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许多市民围观。
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说《明报》的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号召同事加入，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当天，金庸工作过的《新晚报》不仅转载这个声明，而且说“民族败类查良镛，眼见抗暴怒潮势不可当，胆怯心虚，怕得要死，早些时候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于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报馆职工，替他赚钱抵罪”。实际上，他去瑞士是出席国际新闻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即回港。①
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将报纸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才逐渐恢复正常。6月24日、25日，《明报》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表示对左派的厌恶，《明报》系统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
当时，《明报》副刊上正在连载他的《笑傲江湖》，“五岳剑派”刀光剑影，权谋狡诈，江湖路上步步险恶，现实中香港的斗争一点也不亚于金庸笔下的江湖。
“六二三明报事件”后，读者来信比平时多了七八倍，不少是亲自送来的，一致表示对破坏者的愤慨，支持和鼓励《明报》，有读者要他们保持一贯的作风。②“五月风暴”再一次给金庸和《明报》带来机会，日发行量从8万份攀升到9万份（逢星期天12万份）。他提出“我们的报纸”口号，表示《明报》是读者的报纸，与读者休戚与共。《明报》的广告也明显增加了，连头版都不时被大幅广告挤占，这在过去是少见的。
五、暗杀名单
进入7月，左派发动群众搞武斗，烧巴士，投石头，掷鱼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瘫痪，市面一片萧条，市民惶惶不可终日。7月1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说：“这些恐怖行为，形势日趋恶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论是港英当局、左派人士还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并表示，“《明报》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今天广大读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胁，本报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遭遇到威胁，我们的命运相同，我们的意见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吁左派的领导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骚乱。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60—162页。
② 《明辨是非，报道事实》，《明报》1967年6月27日。
23日，《新晚报》刊出一篇恶毒谩骂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标题：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是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正文说：
“豺狼镛”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镛，笔名是金庸，是香港汉奸报《明报》的东主，是港九文化汉奸狼。查良镛这个汉奸，耳后见腮，是一只又反骨又阴湿的特种狗。讲到这只狗的狗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国家可以不要，至于什么人间正义，更加当作烂鞋。
接着揭发他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极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种狗”的狗格。列举他“出卖国家民族”的“卑鄙勾当”，祖国有什么进步，“都要狗口张开，咬牙切齿，大吠特吠，乱闹一通，一心同祖国人民为敌”。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①
7月18日，《明报月刊》编辑部组织文化界人士，座谈“香港骚动与香港前途”，参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项庄、高雄、王世瑜、简而清、陆离等人。“最应该关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们生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香港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去……但我们香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的。因此，我们对香港问题，应该不仅关心，同时更要爱护和保卫她。”②
当时他们以为局势已暂时安定下来，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7月中旬以后，香港街头多次出现土制炸弹，由于真假莫辨，被称为“真真假假菠萝阵”。有时“真假菠萝阵”一天就发现十多起，8月20日有两个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满。
① 转引白杨莉歌《金庸传说》，160—162页。
② 《明报月刊》1967年8月号，100页。
7月28日，金庸在《明报》社评指出，“少数捣乱分子一开始便和广大群众为敌，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挥上万红卫兵和干部群众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