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金庸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上，《明报》其他社评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一致，但必须照顾他的立场，《明报》主要只能体现他的立场，因为他是老板。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5、336页。
但金庸给漫画家尊子保留了一个“特区”，尊子可以对他有关香港前途的观点进行讽刺、批评。
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②
这是《明报》专栏作家林燕妮说的。黄霜也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③欧阳碧在金庸的办公室亲眼看到，被任命为《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与他用上海话交谈，对他毕恭毕敬，无论他说什么，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对对对，是是是。”④在他手下办事接近五年的吴霭仪就说：“我很怕他。”当她做《明报》督印人时，想改革高层的人事，金庸对她很不满，认为她“野心很大，想独揽《明报》”。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争论中，他们之间也有着尖锐的分歧。⑤
① 金庸《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新闻记者》1999年12月，19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8—109页。
④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57页。
⑤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306页。
1975年8月，金庸对外界说：“我个人对经营工商业的兴趣不很浓，主要还是喜欢看书和写作，我时常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烦恼，老是设法减轻这方面的工作。”“何况《明报》机构发展至今已上轨道，各部门的员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经理沈先生很能干，他负责经理部门全部的工作，我从不干预他的决定。……而争取较多时间来读书、写作，譬如撰写每天的‘社评’。”①
实际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细，连排字房的工作都要亲自过问，或许“五月风暴”时被换版的往事让他记忆犹深。《明报》副刊请专栏作者也要通过他，不仅副刊编辑，就是总编辑都无权决定，都得他来批准。约稿、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时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过作者的抗议。林燕妮回忆，“以前《明报》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选定的，副刊老总并无约稿的权力”。②副刊编辑只不过扮演催稿、清大样和校对的角色，不会删改作者的稿子，也不愿主动与作者联系，相当于高级校对。1966年进入《明报》、长期担任副刊编辑的诗人蔡炎培因此被戏称为“蔡校书”。倪匡说：“查良镛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
金庸告诉欧阳碧：“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他在《新晚报》《大公报》就是编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亲自来抓，不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后改为“物”巴肌蔽遄郑ⅰ岸淖志鳌保ā靶缕嬗腥な籽。率凳び谛郾纾幌渤び醵烫荆源荡等送独骸倍淖郑沂质樘诟笨嗉俊�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视为不得外传的秘诀。1988年10月20日，他给编辑部所有编辑写字条，“唯副刊依赖外稿，不完全受编辑控制”，重申“生动活泼、吸引力强”的方针，同时要他们注意：
在与各位作者联系时，只可告知我们的希望与要求，不可将我们的方针原文全部内容和盘托出，因此系本报重大业务，不能让竞争者知悉。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0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4页。
《明报》有个“明窗小札”专栏，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会用“徐慧之”名义（主要是他执笔）在这里透露。②
对专栏作者在其他报纸写专栏，金庸也很在意，不愿作者用同一笔名在他报出现。《明报》工作人员要在其他媒体写专栏或做主持，都要经过他的同意。1988年，欧阳碧应《星岛晚报》之邀开专栏，向他报告，他写字条说：“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③
《明报》员工对报社有任何意见，都可直接给金庸写信，记者稿件被版面编辑删改会写信给他，编辑想要加工资会写信给他，辞职也会找他。还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背后在报馆内骂他。他很清楚，“《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④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他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有人说，《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金庸说：
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⑤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173页。
②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0、81、82、86页。
④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283、286页。
⑤ 李多钰《金庸VS文字暴力》，《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三、“很抠门的老板”
1970年，《明报》每天出纸2。5大张，1980年5至6大张，1990年超过了10大张。对于《明报》的成功，金庸说：“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对赚钱很有兴趣，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其实，他一点也不“糊里糊涂”，而是非常精明，他对金钱非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他在《明报》内部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①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②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③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84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5页。
③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6页。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①
《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②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文人小说下载，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T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