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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殿是学生餐厅，有桌无凳，师生都是站着就餐。西北是大操场，背面是校医院。操场两侧有许多石碓，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日机来侵扰时，师生就在这里隐蔽，每当这时，不少学生仍在看书，甚至大声朗诵，以示对敌机的蔑视。
联初的教员主要来自杭初、杭女中、嘉中、湖中等校，也有碧湖当地聘的。饱经流离之苦的学生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他们衣衫破旧，面带饥色，然而求学心切，精神饱满，学校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空气，天蒙蒙亮，田野上就到处都是他们朗读语文、英语的声音。各科的内容与课时大致照常，增设了救护、防空、宣传、歌咏等内容，体育、童子军的课程和活动加多，南山下、广场上，彩旗飘扬，每年的春、秋运动会，师生大显身手，经常突破省纪录。清澈见底的江水倒映过他们未脱稚气的面孔，碧湖原野上回荡过他们的歌声。
沈家祠堂、叶家祠都有阅报处，每学期要举行时事测验，并以时事为题材，举行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等。学校还成立了一个“飘零剧团”，有时上碧湖街头演出抗日话剧。唐世芳校长作词、音乐老师俞绂棠作曲的联初校歌传唱一时，荡气回肠，萦绕在每个联初学子尤其是杭、嘉、湖沦陷区流亡学子的心头——
碧湖的山水
群峰围广地，绿草碧如湖。患难来求学，勤勉倍往初。试一问：三忠高镇名圣湖，烟雨轻笼鸳鸯湖，英冢胜光碧浪湖，千秋胜景今如何？不堪敌马纷纷踹，无奈灾黎惨惨呼。忍令河山遂改色，誓倾汗血洗尘污。伯兄居前导，仲昆更后扶。钱江冲浪过，策马入名都！
“三忠高镇名圣湖”是指岳飞、于谦、张苍水埋骨的杭州西湖，嘉兴南湖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碧浪湖指的是陈其美埋骨的湖州碧浪湖，联初就是杭、嘉、湖三地的中学组成的。
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大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寒暑假也无家可归，完全靠“战区学生救济金”维持生活。联中成立时按规定将救济费分甲、乙、丙三等，来自沦陷区的都是甲等救济，一切应缴的费用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书籍、伙食全部靠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零用钱，可以买纸张、文具。查良镛的家乡海宁早已沦陷，在校享受甲种救济待遇，他穿的衣服是在青训团时发的军服，内衣裤、鞋袜等衣物没有着落，到了天寒地冻时也是穿两件单衣，没有鞋袜，赤脚穿草鞋。①
学生运米搬柴，甚至自己管理膳食，每个同学轮流到厨房工作，食费很少，勉强维持粗茶淡饭，三餐红米饭，南瓜叶做蔬菜，“清水煮黄豆”“盐水烧芥菜”是当年碧湖生活的写照，每星期加两次餐，吃几块肉，靠的是用淘米泔水和拣剩的菜叶边皮自己养的猪。
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穿军装、打绑腿、着破鞋，然后赶到教室前的空地上集中，列队跑步到大操场，新的紧张的一天学习生活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排得满满的。碧湖没有电灯，最初只能靠油灯和土蜡烛照明，后来教室里晚自修时用上了煤气灯，宿舍里点的是清油灯，在火光幽幽之下温习功课，“油灯旧烛同窗读”。不是星期天一般不许出校门。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空袭，甚至一天几次警报，课业时常被打断。
① 《金庸还是个性情中人》，《杭州日报》2002年9月4日。
初三这一年面临升学考试，对他们来说，虽说是从联初考到联高，但考试是严格的，复习功课十分紧张，连休息时间也很少，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有一天查良镛突发奇想：考学这么辛苦，何不编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可以减少应考者的复习时间？他把这个想法和张凤来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说，他们都表示赞成，说干就干，三个人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排，由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这是查良镛一生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赚到很多钱。那时家里经济来源断绝，穷得没办法，就是靠了这本书的收益，他们三人都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上大学，还帮助了其他的同学。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他能抓住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他自认为这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①
此书长销不衰，到1942年《东南日报》上还有广告。
五、《阿丽丝漫游记》
1939年6月，查良镛从浙江省立联初毕业，下半年进入联高，从沈家祠堂搬到了龙子庙，同在碧湖镇上。联高校长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联高名师云集，国文老师钱南扬是元曲专家；地理老师陈铎民从不带课本，把一门本来枯燥无味的功课讲得十分生动；历史老师孙正容是国学大师孙诒让的后人，上课也不带课本，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楚；数学老师崔东伯、沈儒余、黄人达、敖弘德等逻辑严密的讲解和精当的解题引人入胜；化学老师斯芳、物理老师徐兆华等通过精练的语言、直观的手段引导他们探索科学的奥秘；英语老师杨彦勉、陈楚淮，图画老师孙多慈、音乐老师吕震坤等都是一时之选。联高学生全部实行军训制，身穿军服，腰束草绿色铜扣（联高标志）的腰带，打绑腿，校长也和他们装束一样。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90—91页。
碧湖浙江联合初中毕业照（最后一排右一为金庸，二排右四为沈宝新）
联高本部在龙子庙，庙后新盖了两处草舍，有十几个教室。生物、化学、物理的教室、实验室设在广福寺。一年级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庙。查良镛的英语成绩很好，高一两个学期分别为87分、92分，国文73分、80分，算学两次都是70分，比较普通，历史、地理成绩很好，都是95分。
龙子庙最吸引查良镛的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联高的图书、设施主要来源于杭州高级中学，杭州沦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图书、仪器都及时转运出来了。图书馆设在紧靠龙子庙北墙的平房内，有《万有文库》《大英百科全书》《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甚至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阅览室靠墙四周陈放着各种辞典、字典、百科全书、中外地图册等工具书，报刊架上有《大公报》《东南日报》《译报》等，有《中学生》《科学画报》《国文月刊》《全民抗战》等，《大公报》是查良镛喜欢读的报纸。
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与火的抗战打断，碧湖求学的时光令他们珍惜。查良镛在这里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喜欢上了巴金。当时，男女学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笔底充满温情，直接触到他们的心灵。他小学时就在袁花家中读过《家》，读到鸣凤自杀、瑞珏难产而死等情节，还为此流过泪。《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译著）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是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触是极深的”。
鲁迅的书查良镛觉得太深刻而锋锐了，没有引起多少内心的共鸣。他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苏曼殊不完整的译本，虽只是片段，但给了他强劲无比的震撼，觉得其文学价值远远在他喜欢的另外两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梅里美之上。①
联高学子的课余生活很活跃，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还有爱好美术、摄影的，还有制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镛的爱好是读书、围棋还有写作，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查良镛一直很喜爱唐人的一篇传奇《虬髯客传》，认为虎虎有生气，可以看作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就在图书馆查参考书，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因为典籍所传，有此两说，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此文在壁报上登出，教高三的国文老师钱南扬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对此文颇加赞扬。小孩子学写文章得到老师的赞好，他深以为喜。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80—281页。
1940年，查良镛在壁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却差一点被开除。
有一天课余，联高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围着图书馆外走廊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①
查良镛从小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很可能读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可能读过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联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壁报前的人越聚越多，《阿丽丝漫游记》立马传遍了整个联高校园，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这下他闯祸了！
训育制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推行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早在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制定了《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开始实施训育制。日寇大举入侵后，大片国土沦丧，大量学校或关闭，或流亡，训育制受到了削弱。1939年1月，国民党再次制定《训育纲要》，决定在全国各地学校普遍推行训育制，每个学校的训育主任（大学叫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内“忠实的同志”，任大学教授或专科学校教员二年以上并“卓有成绩，学望品行足资表率”者，经审查合格方可上任。①杭、嘉、湖等地沦陷，省教育厅搬到了丽水山区，厅长许绍棣只能抓住几所中学，派训育主任就是主要手段。1939年四五月间，联中高中部就发生过驱逐训育主任沈咸震的事件，教育厅强令开除钦本立等七名学生，经校长张印通等申请，才改为退学。
① 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高中》，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两浙轶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64—65页。
继沈咸震之后，教育厅任命34岁的沈乃昌为联高的训育主任，同时负责教公民课。沈是江苏盐城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到联高之前曾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训育主任、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和中山大学讲师。他以“如果”的口吻教训人，做学生的思想检查官，到处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