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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袁世凯想要称帝，但他也知道这种干法不太得人心。端周二人都已是明日黄花，他需要寻找新的盟友，新的儿女亲家。这次他的目标锁定为副总统黎元洪。
黎元洪确实值得争取。他是武昌首义的元老，但又并非孙文、黄兴一伙，甚至下令处决过革命元勋张振武。对于剿灭南方的二次革命也没有发什么杂音。如果他肯成为袁府的姻亲，帝制就不再是北洋一系在自说自话了。
上面放个屁，底下跑断气。风声一透出，北京上流社会就忙成一团，说媒的，作保的，听信儿的，发新闻的，合八字儿的，人人激动得不能自已。想想看，民国的大总统与副总统结亲啊，世间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合适的婚事了吗？
黎菩萨黎元洪当然不会，也不敢，对这门亲事说不。但是他提出，要自己的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哪个女儿倒无所谓。可是袁府的意思呢，是要袁不知几公子，去娶黎副总统的闺女。这么着，两家拧上了， 婚事就暂时搁下了。
一搁搁到民国五年。袁世凯终于忍不住登了基，立即下诏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按家天下的说法，黎元洪和皇上家非亲非故，岂能封为亲王呢？莫非老袁对那门亲事还没死心？
黎元洪没有接受这个封号，躲在光绪皇帝死过的瀛台死不出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老袁翘了辫子，黎菩萨扶正做了大总统。有人事后诸葛亮，说当时黎元洪非要当男家，就是不愿意和袁世凯合作的托辞。死无对证，只好随他说去。
可是老袁聪明一世，怎么就在这件事上不稍微让点儿步呢？这样看来，在裙带关系中，谁拥有那话儿，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政治宝贝
宝贝一词，在过去大致有三种定义：（一）珍贵的物件；（二）对孩子的昵称；（三）明清太监指称其命根子。现在“宝贝”好像专门用来称呼某类妇女，从上海宝贝到足球宝贝。
如果要推选民国初年的政治宝贝，我选沈佩贞。
这个女人了不得，一张大名片，中间的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怎么个门生法呢？一问，她年轻时候读过北洋学堂，所以就认创办人袁世凯做老师，自行印刷了这么张名片。不过，袁世凯收到这张名片，居然也就点头承认，从此北京政坛多了一位竭力拥护帝制的“女臣”。
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也就是说，她的籍贯是和民国伟人谁在台上密切联系的，反正她和现任总统是同乡就对了。沈佩贞后来下落不明，不然她肯定会再变为宁波人。
沈佩贞还是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的干女儿，朝中权贵，无不结纳，在北京城里风风火火，做下了偌大的事业。她有个闺中密友刘四奶奶，为了抢风头闹翻，结果京城警厅冲进刘府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以后，北京没有人不知道沈大门生的威名。
居然有人捋虎须！来者也非无名之辈，姓汪名彭年，乃是当年《时务报》老总汪康年的弟弟。汪彭年和筹安会首领杨度关系极好，在新闻界也是风云人物。他主持的《神州日报》居然登了一条消息，指名道姓说沈佩贞等人在醒春居行酒令，嗅脚闻臀一类的丑态，而且连登三天。沈佩贞何许人也，当下先要求汪彭年请酒、认罪、登报，汪不理，于是沈亲率二十余名“女志士”，江朝宗再派一名少将带着几十个卫士保驾护航，一路打上神州日报社去。
汪彭年是聪明人，一看来势不好，自己从后门溜掉，叫姨太太出去顶缸。沈佩贞果然女中豪杰，并不和女人为难，只是大喊大叫：把汪彭年交出来！还有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干女志士随声附和，几十名精壮步兵在旁边扎起，场面蔚为壮观，和火烧赵家楼有一拼。
有一位江西的众议员郭同，因为和汪彭年同乡，寄居在此，不知天高地厚，出头来与沈佩贞理论，立即被众女将冲进室内，将家什物件打得稀烂。郭同气得破口大骂，好！众女蜂拥而上，抱腿的抱腿，捉发的捉发，还有捏鼻子掌嘴的，一声“滚吧”，郭议员已经被扔到院子的污泥里。
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发现裤腰带不知道被哪位女将抽掉了，只好提着裤子和众女对骂。双方污言秽语，甚是精彩。这些话，后来郭同控告沈佩贞，又被证人刘成禺在法庭上转述了一遍，听得检察长心惊胆战，连连摇头，旁听席上的官员要人记者们兴奋欲狂，大喊：“说下去，不犯法！……”
末代皇帝
前清的废帝溥仪，退位已经快十个年头了。
这些年，他一直住在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生活方式和历代皇储没什么区别。可是慢慢地，他也传染上不少亡国遗老的情绪，关心外面的时事，听见南北讲和，局势好转，就愁容满面，要是闹个风吹草动，出丑露乖，也不免有些幸灾乐祸。
他曾仿《陋室铭》作过《三希堂偶铭》，开头说：“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馨”，结尾则是“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讥刺民国的意味很明显。太傅陈宝琛早就给他献过一道策：“旁观者清”，语意双关。
可是民国六年张勋闹过一次复辟，那滋味并不好受，宣统的上谕，连京城报贩都知道“过几天就变文物”。他第一次觉得，世界不是像太妃和师傅们说的那样。皇城之外，该有另一个天地。
有人荐了个洋人师傅给他，叫庄士敦。一年教下来，师徒二人变化都不小。庄士敦戴上了头品顶戴，穿上了黄马褂。溥仪学会了骑自行车，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
宫里还铺了地板，安了电话。亨利每日无聊，乱打电话玩，叫全聚德送鸭子来。有一天随便拨了个号码，接电话的人说他叫胡适。
亨利请他来宫里走走。胡适答应了，过了两天，小太监递进“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名片。
他走进养心殿，深深一鞠躬：“皇上。”他举手为礼：“先生。”
胡适的到来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不该去觐见废帝。胡适说，他并不是去见一位前朝皇帝，而是去见一个可怜的16岁少年。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赞同胡适的态度。清华大学国学门导师陈寅恪表示，对待溥仪，应该比较欧洲革命成功后对待王室的方法，让他流亡国外，顺便让深宫禁院长大的男孩亨利看看外面的世界。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周作人著文，不仅劝溥仪出国，而且劝他去研究希腊罗马的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又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正是研究这类“无用的学问”的上佳人选。
其实溥仪真有些别的天赋。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藏过一份溥仪的手稿，是他幼年接见蒙古使者的谈话记录（标点是我加的）：
溥仪：你们几时来京城儿？
蒙古人：我们没有吃茶。
溥仪：不是吃茶，我说你们何时来北京城儿？
蒙古人：呕，呕，臣才明白皇上问的是什么时候来北京呵！是不是啊？
溥仪：为何不是呢？
蒙古人：大前天早五点来的。
溥仪：我听说蒙古的地不安静，可有什么？
蒙古人：皇上胡说！
侍卫（大喊）：蒙古人敢口出不逊！这是皇帝！不准你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
蒙古人：是，是。
溥仪：不要紧，他没有见过我，偶尔说一两个不对的话也无须责备。
蒙古人：皇帝说得很对。
侍卫（又大喝）：皇帝二字是你叫的么？
蒙古人：那你为什么说皇帝？
侍卫：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说话！出去！
这多么像老舍笔下的话剧，侍卫的仗势，蒙古人的憨。溥仪真要能去欧洲几年，难保不出息成一中国的康德，而不是满洲的“康德皇帝”。
报人世家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早没了当年盐商云集、财货辐辏的盛况。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侧柳絮红，景物依旧，却向哪里去觅风流太守风流诗？前些年有个大小说家李涵秋，作一部《广陵潮》，专写民元后的扬州，才见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华，只剩得二分明月，与一座萧条衰败的旧江都。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