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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七四报人世家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没错,是90年代,不过不是20世纪,是19世纪,大清光绪年间。
那个彭翼仲,他不是因为得罪袁大头给发到新疆去了吗?辛亥后他又回了北京,接着办《中华报》,还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梅兰芳专门编《孽海波澜》歌颂过的维新报人,差点儿成为北京房地产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类的干活。
彭翼仲是江苏长洲人,他父亲把全家带到北京。彭老太爷做了几十年京官,也就凑合着在保定寺街有一所破房子一家子人自己住。穷京官就是这样,全靠外地进京的官员冰炭两敬,还有就是同乡举人的印结费过活,稍有点风吹草动,就得上当铺。这样的家底,禁得起折腾吗?可是天不佑德,屋漏还真碰上连阴雨。庚寅年(1890)阴历五月起,开始下倾盆大雨,一直下到六月,虽然比不上马尔克斯记忆中的百日大雨,但也下了五十多天,以当时北京城的排水系统,您可以想象成了什么样子,水像河流一样从城内往城外涌,街上深的地方能淹没大车轮子,浅的地方也能到马腹。连明朝带清代五百年帝都,从没见过这么大雨!
彭家早就淋透了,彭翼仲让老爹打着伞坐在稍干的地方,自己蹲在墙角,结果半夜墙倒了,差点儿没把他砸死,没办法,手心朝上求人,借了长元会馆几间房安身。等雨停了回家一看,屋顶都还在,墙全倒了,十几间凉亭!修吧,得三百两银子,哥几个拼拼凑凑算是把这事儿了啦。怎么?老头子说这屋死过三口人,坚决不搬回去。您不早说?彭翼仲都快急死了。
还是朋友帮忙,给他们家再找一所房子,把原先的住处租出去。两边租金相抵,不也一样吗?彭翼仲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否极泰来了,有人要买他们保安寺街的房子。我猜老彭肯定碰上了个好中介,卖完一对账,除了原价和修房的钱,他净赚了六百两!
老彭是聪明人,六百两够干吗?可是整个京城,被大雨冲塌的院子屋子有多少?像彭家这样无力修缮的又有多少?租人家房子,雨后没地儿住,急着买房的人又有多少?|Qī…shu…ωang|彭翼仲拿这六百两银子去买烂房子,修好再卖,随买随修,随修随卖,他自己说:“俨然一小建筑公司也。”报人世家每一处房子,至少能获利三倍。两三年下来,老彭赚的钱已经在一万两以上!
要这么发展下去,彭翼仲兴许就不会办什么《京话日报》了,即使办,也能像美查、英敛之一样,弄出个《申报》、《大公报》那样的大报来。何至于困苦到除夕夜为了二百两银子的债差点上吊?可惜呀,他不是活在1995年,而是1895年。
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海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谣言四起,日本人已经占了威海卫,逼近锦州,就快入京了!大户人家纷纷外逃,京师十室九空,房价一落千丈。这场从朝鲜半岛引发的战争,成了19世纪90年代北京房地产界的“9·11”。而崭露头角的房地产开发商彭翼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业界生涯。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现在的办报刊者喜欢讲“分众”,打的旗号是尊重读者的不同需求与自由选择。撇开大众传媒的欺骗性,这么玩总比八亿人民八个戏要好。回顾历史经验,若是媒体的分众策略彻底到自说自话的地步,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咱们有过,那就是晚清。
其时媒体分众的最极端表现,是狂热地使用方言,以颠覆之乎者也的大一统体系。很多面对中下层社会的报刊,拒绝文言的稿件,欢迎纯净的白话,最热衷直接对各省民众的方言体。以此类推,用方言写啥的都有。有些作品,我只能用“后现代”来形容它们跨越语言和文体的大胆程度。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各报争相报道,以上海《笑林报》的一则消息最让人过目不忘。这则消息,不但用白话填“词”,而且是用“白话”(广州话)填词。不但用方言填词,而且用词来报道时事!这首词的调子是《满江红》:
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啲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舰队名),赶唔上。试听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佢两家打得交关,咁都讲寄呀病。
不过这还只是偶一为之,真正交关厉害的是上海的另一家小报《方言报》,其特点是根据新闻的题材分别使用方言,有如下表:
朝报(京话) 舆论(官话) 市声(宁波话)
巷议(广东话) 情话(苏白)
几大方言萃于一纸,读者各取所需,才卖六文大钱。要说分众,没有比它更彻底的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晚清人对各种方言特性和使用环境的定位。
李欧梵曾经发愿写一部真正的“双语小说”,小说的语言在中文英文之间自由地跳跃。不过他在兴奋之余又很有些泄气,因为这样的小说怕读者也有限。所以阿英评《方言报》杂用各地方言是“优点在此,缺点亦在此”。这份报纸若是刊载一篇小说,怕会这样写:
“夫人笑道:‘老爷,咱们俩方才谈论过朝廷和日本开仗的国家大事,跟住又倾过隔离嘅妹仔同人私奔件事,接下去你我夫妻叙叙旧罢,耐勿要忘记讲苏白,阿好?’”
这样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但是晚清小说里有的是叙述用官话,对话用方言(《海上花列传》、《海天鸿记》),有的是官人讲京话,妓女操苏白(《九尾龟》、《人间地狱》),所以这样“众声喧哗”的文字,大概也是“事或云无,理所必有”的东西。
偷新闻的人
光绪初年,上海滩头,同城报战,如火如荼。主要是两报对峙:《申报》与《字林沪报》。史称“上海德比”。
两种报都是英商的字号,各为其主,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