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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高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国家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国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干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国家的粮也就罢了，连国家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根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队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强。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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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乱，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干掉，谁帮你干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建国之初待遇极高，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干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乱，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日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射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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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干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干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国家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身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从爷爷辈起，就干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干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棍棒，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干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强，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干，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高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干。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干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国家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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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高干子弟，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高干子弟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握有重兵，位高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满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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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参政二话不说，卷起袖子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
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干仗，好歹是被人拉住了。
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予惩戒。
事实证明，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
奏疏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一年。
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来，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舆论压力甚大。
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
后来个把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疏，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
说来也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老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了。
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李如松的实力
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修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便下令出兵平叛。
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命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事实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统统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督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
而在以往，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由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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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管，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石星看不下去，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星气得不行，就告到了皇帝那里。
可是皇帝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