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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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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糟了秧。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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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
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很有趣。
有明一代，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
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
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
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
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
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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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
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
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因为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幕后人物顾宪成就此出马。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干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着。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巍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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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人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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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为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众，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也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