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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汲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10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义愤。当时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未见分晓，内部就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当年也矛盾重重。其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明合暗不合。尤其是在抗战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样熙比较，孔的精明和算计要比来的心计多10倍。宋子文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书生，留了多年学，空有一肚子理论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到处得罪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要对付宋子文应该还不成问题。30年代初宋子文与蒋介石因“耳光风波”撕破脸皮后，就是“哈哈孔”乘虚而入，一举夺去了宋子文手上的财政大权。
1939年9月18日，经过孔祥熙的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遂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了《战时建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办法》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按理说在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妇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大发了横财。这是当时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当时，有个说法叫做“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应该是“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当然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而来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细。怎么说自己是从孙中山时代做的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则是从蒋介石执政后才做的财政部长，论资历自己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姐夫呢。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币制改革等，已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孔宋夫妇却并没有就此满足。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孔祥熙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
再说“卢沟桥事变”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来就此在上海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祥熙回国后，旋又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且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当时，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祥熙的那副嘴脸，因此当时宋子文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工业。当时，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开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并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最初“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为年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到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异于“引狼人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并不让其渗人企业内部。此时“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于是孔祥熙深恐“华西”落人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天晚上，孔祥熙把儿子孔令侃叫到跟前，吩咐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先哲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很快贷给“华西”60万元，但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分别用于扩建厂房等基建工程；并趁海运尚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了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贷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帐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此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境地。于是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了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总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随即指示他的裕华银行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孔祥熙在华西公司资本总额的1．2亿元中，所投人的股份上升到95％。于是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就姓孔了。
随即孔祥熙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每1股（10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占9851权，而其他商股仅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就是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溃逃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而在商业方面，孔祥熙当年更是公司林立。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生财比办工业来得快。1943年重庆银社开献金大会，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群众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拿出钱来！”“100万！”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薪水才800块，我能捐一点，这是因为我还做一点小小的生意而已！”孔祥熙是一向以金融业为根本，做生意当然是副业了。在此次捐款中，宋蔼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宋蔼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吵了一架。主要是孔祥熙认为宋蔼龄捐多了，不符合他在会上讲的话。宋蔼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不带头捐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
孔祥熙虽也有经商之道，却远没有夫人精明。抗战期间，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和门生们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当时孔家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当时样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专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