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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来耀如摒退了大女儿，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歪倒在榻榻米上，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蔼龄4岁，庆龄1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也一直把孙中山看作家庭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是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还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大女儿蔼龄，爱得是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二女儿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宋耀如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地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和年龄等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象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射着光晕，然后做出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会向一个电影、戏剧里的男人写去肉麻的求爱信，一个丑陋的山里女人会想象着成为皇上的妃子。说到底，这个人并不是她的爱人，只不过是她的偶像而己。对此只要给予适当的引导，甚至可以听之任之……随着她们的成熟，她们自然会放弃这种幼稚可笑的行动。于是宋耀如决定，用不着大惊小怪，压力过甚反而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弄出悲剧。
当宋耀如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宋蔼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的。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已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无邪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20多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种感情变成事实的！”
宋耀如惊住了，是的，蔼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二女儿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哪，先是大女儿蔼龄有这种想法；阻止了蔼龄，现在又出了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结交多年的那位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眼下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宋耀如语调沉缓：“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了，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宋蔼龄本来要跳起来的，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她知道，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当初您怎么对我说的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您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您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呢！” 宋耀如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出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件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其他人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此事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宋蔼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作决定吧。” 宋耀如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是反而搞得满城风雨，把丑闻自己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会对我们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来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 宋蔼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 宋耀如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您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宋耀如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也委屈了庆龄……”
“爸爸，您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有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宋蔼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和果决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宋耀如望着大女儿的背影喃喃自语。
1915年春天，宋耀如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当时宋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家里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在此之前，宋耀如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了一所砖结构的房子。他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单独住进虹口的老家，恐怕仍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租界之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宋蔼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当时她通过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麻皮是法租界内的警探头子，杜大耳朵手下喽罗成群，抢、绑、杀、偷无所不为，他们的威慑力足以使想到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回国的船上，宋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变成了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和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造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认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中了不安好心的人的诡计。当时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上宋耀如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二女儿宋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谈自己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就是自己。宋耀如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宋蔼龄和孔祥熙待在一起，不给宋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很快杜月笙对宋耀如的家进行了拜访，实际上主要的是拜访宋蔼龄。宋蔼龄通过陈其美已经和杜月里处得火热了，这次回来还带了陈其美给杜月笙的信和一些小礼品。杜月笙来的时候，前面先是一车保镖，后面又是一车保镖，他自己坐的车则在中间，旁边还有贴身保驾的。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威风凛凛，又比宋蔼龄年长好几岁，在宋蔼龄面前他却很是谦恭随和。宋蔼龄招待他的时候，杜月笙反而亲自给孔祥熙和宋蔼龄削了一只苹果……孔祥熙第一次看见人可以把削水果削成一种艺术：当时杜月笙左手一下抓了两只苹果，右手水果刀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两条绿绸子般的苹果皮就抖了下来，两只苹果晶莹剔透，浑圆之态不减于带皮之时。原来，杜月笙曾是上海跑马场前卖水果的，后来投到青帮门下。他最善于揣摸人心，能把人捧得心里痒兮兮地舒坦而又不露故意捧人之嫌，因此在青帮中地位迅速上升，渐渐地连他最初投靠的黄金荣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当然，当年他远没有达到他的巅峰时期，他已经看出宋蔼龄的心计将会使她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现在就要巴结讨好她。为她在这个时候提供安全保障，将是最好的感情投资。当杜月笙表示随时听从差遣的时候，宋蔼龄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成为事实，但现在还用不着桂月笙的流氓打手，她自己完全有办法对付这件事。
当时，宋蔼龄还和家人一起，匆匆忙忙地为宋庆龄另择门婿，准备彻底地包办她的终身大事。
宋庆龄此时真急了，她大声抗议：“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宋耀如听后十分痛苦，他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都是在追求民主平等，主张个性解放，为什么到了自己家里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为什么要剥夺女儿的自由？她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呀！还有，由此带来的和孙中山的关系问题，究竟该怎么处理才好？
但是，当时未蔼龄却不愿意父亲退缩，而且为庆龄另择夫婚的事已有眉目，眼下只有硬顶下去。她对父亲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庆龄自然会回心转意。她会找到新的爱情，将那段梦幻般的经历忘掉。我们并没有得罪孙先生，他又没有正式向庆龄求婚，没有向宋家的家长表示过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想法。一切都会悄悄平息，事后大家都会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根本用不着顾虑。宋蔼龄还建议父亲，为防止出现不测，应该把宋庆龄看管起来，在其婚事定下来之前不能让她随便活动。当即宋耀如惊叫一声：“这不跟山野村夫封建顽固们的做法一样了吗？我们的新式文明家庭里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 宋蔼龄微微一笑：“是的，这做法是陈旧了一点，但过去那么多人家采用它，就说明它有效、管用，有效管用的就是好的，就不要再瞻前顾后。譬如我们的革命也是这样，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通过国会选举能牵制他，就谋求在选举中取胜；武力可以打倒他，就动用武力。我们办事都该先考虑效果，而不是先考虑手段。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