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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顿时欢声雷动。当时，先由孙中山先生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当时她的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曾在现场亲耳听过那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的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年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可以看作是一块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她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 生活。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尽，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先生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了“天下为公”4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4个字刻为石牌，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当时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 3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禁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宋庆龄轻步走上前来：“先生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扰的啊！”孙中山先生哈哈大笑，殊不知此时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当年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2万余名前来迎接孙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并挥手致意。当时在那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邓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情描写到：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你（宋庆龄）。你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你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令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抵达天津的当天晚上，孙中山先生突发高烧并且肝病暴发，实令宋庆龄不安。孙中山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后，病未痊愈便于12月31日乘火车到北京，当时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以表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不是为争地位，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却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国公使馆说，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对此怒斥道：“我在外面讲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北京城中心，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该医院已明确诊断：肝脏肿转为肝癌后期。
那一天，夕阳西下，像滴遗憾的叹号，融入了北京城的西山。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辉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经治疗后的孙中山先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大夫。
“手术方案已经定下来了，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925年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当时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亦明显显出消瘦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和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宋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说：“中山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倍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中山先生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恐怕还到不了今天这个时候呢。”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宋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又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还有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向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棋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国信，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笔账我们要记在心里！” 何香凝当时像是安慰宋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似的。
4．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
1925年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先生病情恶化。
但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宋庆龄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宋庆龄托嘱给她，并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孙中山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20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此时，宋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当即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宋庆龄过分伤心而一再被推迟的。
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当时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