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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宋庆龄走下专列的时候，她穿着黑色的长旗袍，在月台上前行，只见她秀慧之气，刚强之志，溢于言表，完全一派巾帼丈夫的风范。想起孙中山先生逝世才4年多，中国革命和他手创的国民党竟被糟蹋到这等地步，宋庆龄到碧云寺时已悲痛得不能移步，下车后由左右搀扶而上。护灵处副官在前导引，并报告迎接布置情形。宋庆龄到灵堂前礼献花圈，然后手指灵棕，示意左右，再看看孙中山的遗容，当即卫士揭开覆盖在棺棕上的国旗，扶她登上石台。她边走边说：
“总理，我在此，您往哪里去了！”
她于是容仪黯淡，左右请扶宋庆龄下，宋庆龄不忍并抚棺大哭，悲痛欲绝，泪珠滴于玻璃盖上……有此同生，为何不能同死啊！
同年6月1日，宋庆龄又亲自护灵到南京中山陵，一步步走上几百级台阶，把孙中山的灵枢送进墓室。孙中山的遗体放在一只精致的紫铜棺内，棺下面有一个特制的楠木座子，棺上还有一层密封着的水晶透明板，站在石扩上扶着栏杆就可以瞻仰孙中山的遗容。公祭后，将紫铜棺盖上，然后由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闭”。
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宋庆龄则声称回家瞧看，并于第二天一早即返上海。记者纷纷登门采访，宋庆龄推说身体不佳，对政治无任何意见发表。
再说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回来，曾做三点指示：一是拉拢，二是封其嘴，三是前者不行就来硬的。同年6月9日，蒋介石先委派夫人以姐妹亲情去说服，并请她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宋庆龄的断然拒绝。对于小妹的到来，宋庆龄满心高兴，但一想起蒋介石，她就厌恶起来。最后宋庆龄对小妹说：“二姐很心痛你。”
宋美龄嘴快：“我知道我是二姐一手带大的，我永远忘不了二姐。撇开政治不讲，看在我们姐妹的情份上，我请二姐，二姐也要给我面子啊！”
“政治和亲情如今连在了一起，二姐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宋庆龄直摇头：“说不清楚，依就很难理解二姐了。所以二姐不去，让小妹委屈了。”
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扫兴而归。她心里也有气，只觉得二姐变了，变得越来越固执了。
宋庆龄送走了小妹宋美龄以后，就回到了生病的妈咪……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分赤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妈咪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此时，宋美龄、宋蔼龄和宋子文虽是公务繁忙，也断不了回去看妈咪，同时也是看宋庆龄。宋庆龄很少说话，因为政见不同，她也不愿说话，说出来又怕伤了全家的和气。她要尽快把过去的缺憾，变成孝敬妈咪的行动。这期间，日子不觉已过去了一个月，国内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新军阀混战中迅猛发展。当时全国建立了大小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13个军共10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柄尖刀刺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前胸。对蒋介石来说，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壮大，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他当时的总统美梦将要变成一场恶梦。所以，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即掉转枪口，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不久，红军向北攻打了连城，牵制住了敌人兵力。而后朱德率领部队折转来进入江西，由宁化打下了广昌，在东韶一带与从连城转来的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合。江西的游击队在东固又编成三个师，红军更加壮大了。至此朱毛红军已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就派何应钦指挥唐云山旅携带重兵火炮凶猛扑来，红军却在吉安之东、吉水之南的直夏、施家边一带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个旅，用敌人的枪炮弹药装备了自己，接着将兴国、信丰、南雄一片扫得干干净净。朱德又率一部精锐之师，由广东回江西转福建，拔下金汉鼎部盘踞的汀州这个钉子；从而使江西、闽西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后来不久，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便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她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统治者的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介石政权的心脏。一时蒋介石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并要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所以宋庆龄的电文也就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宋庆龄发出电报后，正像她对友人表示的那样：“我发了电报后，心里舒坦了……至于我个人因此有什么遭遇，那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蒋介石政权对她恨之入骨，加上宋美龄把去上海的事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就更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召来戴季陶商量，决定采取“硬”的方法。可是此事让宋美龄知道后，极力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戴季陶出面警告。下面是戴季陶去上海和宋庆龄的谈话纪要，是宋庆龄整理的，此文发表在1929年10月20日燕京大学出版的英文《明日之中国》第一卷第12期上。为了求真求实，笔者不敢加工，直录下来，以飨读者。此文不难看出当时蒋介石政权对宋庆龄的刻骨之恨，同时也看出了宋庆龄面对白色恐怖，以正除邪，浩气凛然，充分显示了一位伟人的风采和博大胸怀。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开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要求他共谈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实现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他的夫人打破沉默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南京去。我回答说“葬仪已经过了，我为什么要到南京去呢。”她殷勤地继续陈述，“陵园真是美丽，您的住宅里一切设备都布置好了，我们都愿意您到那里去，您也可以就近向政府提建议。”我对于她这番口齿伶俐的话，直率地答复她说，我对政客的生活不适合，况且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的自由，难道到南京可以希望得到吗？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咕啃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递给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那份我拍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做共产党的捏造，未免太可笑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我自己写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证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中国制造混乱，杀人、抢劫、放火，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您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当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你们的贵党。你竟没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做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人认为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全世界人民很容易分辨究竟我致电的“外国团体”对于中国及其人民的利益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有损害的呢？你适才带着“爱国义愤”所援引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现在正为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而积极地工作。我的电报正是维护中国人的光荣的表示。你们投降日本和外国帝国主义，侮辱革命的苏俄，才证明你们是一伙走狗，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耻辱。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帐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他的理想超前了几世纪。你必定明白的，三民主义不能凭空想，由几代人去完成，可能需要三百年或是四百年，谁又能断定呢？
宋：很明显地，你现在所引据的都是你什1篡改过了的三民主义。孙先生自己曾声言过，假如党员能确守主义，革命是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便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当他起草《建国大纲》的时侯，他就有这个意思，革命一定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的。不然，你是可以猜想得到的，这样具有天生智慧的人，又是在屡受党内军阀反叛之后，他会赞成军政时期吗？戴君，你的议论很显然地是带了病态的，这是你身体太坏导致你变得大悲观，你已经不再是热衷于革命、正义与改革的青年戴季陶了，你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佛教徒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年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正是革命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社会，否则，它就应该叫做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利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