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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死关头辨勇懦。
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忍辱偷生的时候，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
6．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
当年，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1936年8月1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就见信中写道：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结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当年10月间，日本在中国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碟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旋即又于是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时的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当时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此反应自然最为强烈，而且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于是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30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高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时，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于是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此对军警突然用水枪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和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结果，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中有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就这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增强了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由“一二·九”运动掀起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当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当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
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议案。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这句话，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或“轻言牺牲”，但又是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并且决心“牺牲”了。例如次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他后来曾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当时，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最初是在国外，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当年秋天，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由于多种原因，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
此时，红军长征……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思前想后，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
“你是说，我们和中共谈判？”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和中共谈判！”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让谁去谈呢？”
“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摸个底再说。”
“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再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你又是政府部长，和毛润芝、周恩来等人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