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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情，她每次与她们见面时，却都不得不搞得跟一次秘密军事演习一样紧张。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解释说，由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对她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地追踪，而且大部分媒体都对她深怀敌意，因此，莫妮卡几乎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说，“现在她没法坐飞机出去旅行，没法见朋友，这让她感觉非常孤独。”去年11月的一天，我和莫妮卡一起搭飞机去波特兰市，去见她那些读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时认识的老友，我们的言行举止像极了一对逃亡者，全程使用假名、低着头，棒球帽檐压得低低的，彼此不看对方一眼，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被人认出来。
这个周末莫妮卡有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因为只有她们了解那个真实的她，新闻头条背后的那个莫妮卡，她们知道她的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她性格中的许多缺陷，可是她们同样知道她的所有优点与美德，和她们在一起，莫妮卡可以真正放松下来。当莫妮卡与她的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琳达·埃斯特加德和卡莉·亨德逊聚在一起时，她们可以一起挤在车子后座一面大声唱着歌，一面发出大笑，然后开车去一家泰国餐馆吃饭。正如凯瑟琳所说，“莫妮卡非常成熟、非常体贴而且善良，可是她确实犯了错，很大的错误。可是，真实的莫妮卡真的与那个在丑闻中被曝光的人有很大不同。”
这个女孩引起了比尔·克林顿总统，一个有着公认的吸引力的男人，年纪足足是她的两倍有余的男人注意，她的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她很了解她的头脑，却对自己的心完全没有把握；她有着强烈的忠诚感，却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她可以听任自己的心对行动作出指引，她非常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感情，却对现代的婚姻制度心存疑虑。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矛盾，使得她在成年后的两段恋爱，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已婚男人。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女孩看起来是个话非常多、而且善于社交的人，可是事实上，在那个贝弗利山的美丽面具下，她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天真、难以想象的诚实，毫无保留地相信着别人。她中学时的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就说，“她确实有缺点，可没有人应该怀疑她的善良。”更何况，她“经受住了公众对她最隐私的生活的蹂躏”。出现在公众场合，她永远那么阳光，总是显得巧笑倩兮，而且乐于帮助别人；可是在私底下，她却非常消极、不可自拔得绝望。
前传（5）
可是，也正是莫妮卡那张在公众场合才会使用的面具，那个开朗、活泼、有趣、爱出风头的22岁的姑娘，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吸引了总统的视线。之后，一次特殊的政治风波又使他们得以在白宫相识。今天，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清醒，回忆起那一刻，“那只是一次调情，是我，我们之间确实从那时起就互相吸引，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会与他从前无数次的调情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想，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时机很合适，而我们确实又互相需要。”
如果这里使用“正确”是恰如其分的话，那么，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一个出现在正确的场合的正确的姑娘，只是，时间不对。其余的，他们说，那已经成为历史。
在五角大楼城的一次背叛。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莫妮卡·莱温斯基穿上了一条黑色的紧身裤和一件灰色的T恤，然后费力地走到家门口。她的这套位于华盛顿市区水门大厦的公寓，现在显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装得半满的包装箱。刚刚走出大厦，她就钻进了她弟弟的那辆切诺基里，然后在清晨的塞车长龙里，开了15分钟车，来到了她新加入的一家健身房，这里位于华盛顿最时尚的康涅狄格大道。
莫妮卡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将加盟纽约的露华浓化妆品公司，在公共关系部任职。她想在开始这份新工作前好好锻炼一下，使自己的体形看起来更健康。虽然这份工作让她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美好前景，可是，一方面她对新生活怀有无限憧憬，一方面心中却掺杂着一丝悔意。她就要离开她深爱的那个人了，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人曾经占据了她清醒时的每一分每一秒，曾经占领了她的每一个梦境，曾经让她在每一个夜晚焦急地等待——这个人，是美国总统。
莫妮卡感到心中的焦虑越来越深。上着早上的有氧健身课时，她仍然不断地想着那个男人，她曾经深爱过他，可是现在她才知道，其实她注定会失去他。她被迫在一个官司中作证，原告是葆拉·琼斯，曾是总统家乡阿肯色州的一名行政人员，她指控说，1991年5月，当克林顿还是州长时，他曾经对她行使了性骚扰和性侵犯。为了保护他，她在法庭上作出了伪证。在莫妮卡看来，就算她与一个已婚男人发生了感情，那也只是她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即便这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一边随着健身房里的迪斯科节奏跳动，莫妮卡一边思考着她现在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她已经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问题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啮咬着她的心。她曾经向她的一个女朋友、她五角大楼里同一间办公室的中年秘书，透露过她的故事。现在，她的这个朋友威胁说要向外界宣布她的事情。在过去这一个月里，莫妮卡用尽一切手段，甚至表示要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房产送给她，只想换取她的沉默。
莫妮卡不知道的是，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所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更糟糕的是，她的身边已经串联起了一群人，包括一个右翼政治间谍、一个杂志记者和琼斯的律师团。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
前传（6）
莫妮卡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走进星巴克，要了一大杯奶特咖啡，加脱脂奶和一匙巧克力和肉桂粉。一边喝着咖啡，她一边翻看着1月16日星期五的《华盛顿邮报》，这时，她的呼机响了，上面出现了“玛丽”的字样，这是特里普的假名。
她立刻起身回电话，希望她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心转意，事实上，只要她同意起草一份宣誓书，她们两个人都会立刻从这起官司中脱身。特里普带着浓厚的新泽西口音说，她今天下
午准备去见她的新律师，她想先与莫妮卡当面谈一下，在取得共识后，她再向律师咨询，究竟应该在宣誓书里说些什么。莫妮卡立刻答应了，安排两人在上午11点时，在五角大楼城的购物商厦里见面。莫妮卡感到心里一阵轻松，继续开始看报纸，可是她的呼机又响了起来，对方还是“玛丽”，特里普要求将约会推迟到12点45分。莫妮卡还是同意了。
在这个足以改变莫妮卡一生的上午，她的呼机显得很忙碌，接下来她又接到了一个传呼，显示的名字是“凯”——这是总统的私人秘书贝蒂·库里的化名。贝蒂告诉莫妮卡，她已经跟总统通报了媒体要求采访的情况，特别提起了《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的采访要求，他的问题表明，他对莫妮卡作伪证一事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总统的意思是让莫妮卡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莫妮卡让贝蒂向总统转告，她预祝总统好运，因为她知道，明天总统就要在琼斯案中发表他的辩护词了。
喝完咖啡，莫妮卡决定回她的公寓，再收拾一下行李，为她搬去纽约做准备。她想，如果特里普可以坚持不改变她的誓词，而且总统能在次日咬紧牙关，坚持说与之前相一致的辩护词，那么，她就肯定能从这场愚蠢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倒霉的琼斯案也将从此远离她的生活。消磨了一些时间后，莫妮卡还是提前来到了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然后站在一间寿司吧旁边读一本女性杂志。可是，现在她却开始感到恶心和强烈的不适。她已经完全对特里普失去了信任，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让她生厌。事实上，莫妮卡已经发现，这个人与一年前、她向对方倾诉自己与总统的感情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已经厌倦了琳达·特里普，厌倦了她无休止的欺骗与谎言；可是，现在她却已经彻底被这个自己一点也不喜欢、更不用说信任的女人所胁迫。两天前，她们曾经在一起吃了一顿长达3小时的午餐，这简直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莫妮卡不得不聆听着对方狡猾的借口，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现在，更要命的是，特里普竟然迟到了。
莫妮卡觉得她现在应该离开商城，回家继续整理行李。可是她还是犹豫不决，她担心她的“英俊先生”——这是她对总统的昵称——一旦发现她将他们那么隐秘的事情泄露出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假如特里普将在证词中表示，她确实知道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丑闻，那么，一切都会败露。
她还是在寿司吧旁边闲逛，这时，她终于看到了特里普肥胖的身形，她穿着一套深棕色的套装，正在乘电梯下楼。莫妮卡立刻放下手中的杂志，换上了一副殷切的笑脸向特里普走过去，准备迎接她这位“朋友”，心中却在暗自祈祷，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成功，也希望时间可以尽可能短一点。她一面说着“嗨”，一面伸手拥抱特里普，却发现特里普整个身体都非常僵硬，对她的友好也没有做出一点回应。更糟糕的是，她发现特里普正在用眼神向旁边两个男人作着暗示，这两个人穿着一色的白衬衫、黑西服，刚才在电梯上就和特里普站在一块儿。
他们向莫妮卡逼近，她顿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她觉得难以呼吸。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然后拿出一块闪闪发亮的铁皮徽章证明他们的身份。此时正是午餐时间，商城里熙来攘往，非常吵闹，他们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告诉莫妮卡，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莱诺的批准，奉命调查与琼斯诉讼案有关的罪行。
前传（7）
“女士，你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他们向她警告，“不过我们很乐意给你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莫妮卡大口大口喘着气，悲哀地看着眼前的两位探员，然后，又瞥了一眼琳达·特里普。她怎么能够这样对我？我怎么可以那么信任她，可以信任了那么久？莫妮卡觉得自己难以呼吸，心脏跳动得从未有过的急促。突然，她挣脱着说出了一句在所有侦探片里都会出现的话，“没有我的律师在场，我不会跟你们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