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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氰氨，她的两个鼻孔变了颜色。她的裙子湿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弹倒下时，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湿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会议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份上，奥托”，司机肯普卡问，“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200升汽油，你定是疯了！”根舍将他推开，把衣帽间的房门一律，将它关紧，省得有人进来。之后，他把通向元首卧室的门关紧，转过身来，瞪着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脏病复发。根舍说不出话来，虽然他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阳穴上的子弹洞，他以手指作手枪，伸进自己嘴里。他这一在惊慌失措中作出的姿势，令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希特勒是朝嘴内开枪自杀的。
“爱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厅，慢慢缓过气来，说“与他在一起”。根舍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分钟才把事情说清楚。
林格从希特勒的客厅伸出头来，说是要汽油。肯普卡说，他只有170升左右，系罐装，现放在花园的进口处。林格和施图姆菲格用深棕色的军毯将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来。元首的脸半遮掩着，左臂下垂，摇摇晃晃。鲍曼抱着爱娃跟在后边。她披头散发。看见鲍曼抱着爱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历来就恨鲍曼。肯普卡暗想，“别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爱娃。”喊完他便把爱娃从鲍曼怀中夺过来。在这个地堡里，从下到上共有四节楼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时，爱娃的尸体差点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脚步，无力再上。后来还是根舍赶来帮忙。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抬至花园。
俄国人另一次炮击开始了，炮弹不断在瓦砾中爆炸。总理府只剩下了败瓦残墙，随着每个炮弹的爆炸，犬牙般的残墙又摇摇欲坠。透过一阵尘埃，肯普卡看见元首的尸体离地堡进口处不到10英尺。他的裤腿上卷着；右脚向内曲——这是他乘长途车时的典型姿势。
肯普卡和根舍两人，将爱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边。突然间，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们不得不到地堡进口处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钟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两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边。此举更使他难以完成本来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浇汽油。忽地吹来一股风，将希特勒的头发吹了起来。肯普卡把油罐打开。此时刚好有颗炮弹炸响了，瓦砾砂石像雨点般朝他打来，还有块弹片从他头顶嘶过。他只好又跑回来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进口处，等待炮击的间歇。炮击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发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这样做，却又在这样做。”
他从林格和根舍脸部表情看出；他们在浇汽油时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进口处，戈培尔、鲍曼和施图姆菲格，带着恐怖而关切的心情，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给浇透了，大风吹来，衣裳一动不动。炮击又开始了；但他们三人依旧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浇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浅洼地都盛满了汽油。根舍建议用手榴弹点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见进口处消防水管旁有块烂布，便指给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尔把一盒火柴递给肯普卡。肯普卡将破布点着，扔在尸体上。霎时间，一团火球在空气中翻滚，形成蘑菇状，跟着便是一大股浓浓的黑烟。在一个到处火光冲天的城市中，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们精神恍惚，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地将阿道夫和爱娃吞没。根舍和肯普卡，蹒跚回到进口处，人们又往尸体上浇汽油；在此后3小时内，他们不断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头晕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顶层，他见特劳德尔坐在凳子上，身旁放着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兰地。他喝了一口；两只大手还在发抖。“我执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轻轻地说，“他的尸体被焚毁了。”她没说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检查尸体时，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门开着。睡椅旁的地板上，放着装毒药的铜罐，看上去像装口红的空罐。在睡椅右边的坐垫上，她发现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个铁衣架上挂着那条拴狗带和他的灰大衣；上边挂着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轻软的鹿皮手套。她决定将手套带回去做个纪念——最少带一只回去，但有件东西让她停住了手。她发现衣橱内有件银狐裘皮大衣，就是爱娃遗赠给她的那件，但特劳德尔不愿要它。那东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药。
当晚，希特勒和爱娃的骨灰被扫到一张帆布上，根舍回忆说，“倒进地堡进口处外边的一个弹坑里，用土埋了，还用木桩将土夯得结结实实。”
他被埋葬在失败的瓦砾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师吉斯勒的那样，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这里，开始搞运动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在埋葬他时，本应有人在场，朗颂巴尔杜·冯·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话编成的诗歌的：
一队队士兵
屹立在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战士，
一排样，望不到边际。
在风雨中，他们散开，散开……
有可能，他们将我抛弃——
但，即使孤身一人，摇摇坠地，
我也要将我们的旗帜高举！
我的微笑着的嘴唇，
也许会说出狂语，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会倒下我们的旗帜，
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5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1943年用X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5月1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6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6组。晚9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5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8时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9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