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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他的口才对巴伐利亚州有多大的危险。他给党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搞得太快、太过分。这样，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酒馆用“不是按中产阶级的标准而是以踏着尸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言辞煽动听众为由，禁止他原定在3月初举行的五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希特勒亲口对此提出了抗议。“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他对警察局官员说：“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我要领导德国人民为取得自由而斗争，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这句话我要给警探们着重地讲，省得流言蜚语到处传。”这些话，从一个宣誓出狱的人口中说出来，是很有分量的；其结果是，在全巴伐利亚都禁止他演讲。公开的纳粹集会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讲就不行。不久，禁令几乎扩展到德国的每个州；这样，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剥夺。他被迫将讲坛移至巨富的支持者家里。据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忆——他父亲曾领他去过慕尼黑的某沙龙——希特勒说话时犹如在皇冠马戏院里一样，不同的是，他是坐着讲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还挥动手臂。没有人打断他。他讲呀，讲呀，像放唱片一样，一讲就是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直讲得他精气力尽……讲得他气喘吁吁。讲完后一坐下来，他又是个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换了一个档一样，中间没有什么间歇。”
禁令使希特勒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党的重新建设上来。他不辞劳苦，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议，不停地劝告人们，就像在贝格勃劳凯勒时一样。他的基层工作技巧——与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与数不清的人们亲密地交谈——使他与市内的党员建立了联系。这样，他不但成功地增强了他对普通党员如磁铁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埃塞和施特莱彻也运用希特勒的战术，走遍了巴伐利亚，把当地的组织团结在元首的周围。
到了3月底，希特勒几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组织。但是，在德国北部，他不得不将党的命运交给格里戈尔和奥托·斯特拉塞尔。格里戈尔是个出色的组织家和天才的演说家。作为国会代表，他可以免费乘火车出入。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后，他保证效忠希特勒。但是，奥托，一位年轻有为的记者，却持有保留态度。他想，与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与被监禁时期一样，希特勒深居简出，很少公开抛头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在两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没有什么名气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希特勒利用闲暇时间，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党的机构。这两人是菲力气·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萨瓦·施霍茨。波勒长得像猫头鹰，对希特勒开口说话前必先鞠躬。他虽当上了党的执行秘书，却为工作细节发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厅当过会计的施霍茨，现在是党的出纳，掌管财政。工作起来，他像是个加减机，又能发扬吝啬鬼的精神，精打细算。这两人完全臣服于元首，成了党的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党的内部组织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党的长远政治战略，撰写文章，并到德国北部作广泛的旅行，亲自出席党的秘密会议。他也有闲暇时间去修补破裂的友谊，开导顽固分子，使敌对者握手言和，以及处理私人问题。他恢复了罗森堡在复刊后的《人民观察家报》里的编辑职务，并致函给他，赞扬他的气节并将他称为“最宝贵的合作者”。
数天后，希特勒又写了一封信，解决了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驱逐他回奥地利。他单刀直入，要求林嗣当局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因为他要做一名德国公民。3天后，上奥地利省政府向他发出了一份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只花了7。5先令，希特勒便解脱了被驱除出境的威胁。虽然，他此时尚不是德国公民，因而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任职。但他相信，一旦需要，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比较迫切的问题倒是那位既不听命令又自私自利的罗姆上尉的行动。从一开始，他就有意要把冲锋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工具。当元首尚在狱中时，他纠合了冲锋队的残余势力，重新搞了个组织，叫“前锋会”。罗姆相信，如要将“前锋会”置于党的管辖之下，那么，自起义以来所做的一切就将失去。于是，他便于4月16日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有3万名战员的“前锋会”可作为全国政治组织的基础，但它必须置于罗姆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请求的同时，他还提到过去的友谊，并立誓忠于希特勒。
希特勒早就知道，要依靠一个他无法控制的组织，这是多大的灾难。他决心把新冲锋队变成完全是自己的工具，遂即要求“前锋会”立即接受他的领导。罗姆明目张胆地施加压力，递交了辞去“前锋会”的职务的辞呈，并要求元首书面承认他这一行动。罗姆等了一阵，等不到希特勒的答复，遂于4月30日再次致函于他。“为了纪念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美好而困难的日子”，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由于再次未得到答复，罗姆遂于翌日宣布正式辞职，退出政坛。希特勒用沉默的办法，迫使罗姆成为无党派人士，并退出了“前锋会”，而他自己则可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目标去建立一支重新充满活力的冲锋队。
罗姆大吃一惊，感情也受损。据卢德克说，罗姆大发牢骚。“他虽然常常按我们的建议行事，当着我们也笑容满面，但干起事来好像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主意、自己的发明创造似的。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厚颜无耻地借人衣裳来打扮自己。因为他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对问题往往待启发展到无法容忍、情况紧急时才在最后一分钟突然作出处理。原因是，他的行动不像他的思维和演讲那样条理清晰和合理……希特勒做事喜欢自行其是，若碰到有人坚决反对，尽管理由再充足，他也暴跳如雷。但他不明白人家会怎样讨厌他，也不知道他是在欺骗自己和他周围那些吹牛拍马的人。不过，谁也不会完美无缺，他也有不少伟大之处。很明显，谁也不会比他干得更好。”对一位微不足道的下士曾宽宏大量地施以昵称“你”的罗姆，可以说是在钦佩和鄙视间进退维谷。
（2）
那年春天，希特勒个人的梦想至少有两个已得到实现。首先，他好歹算是搞到了一辆红色的新“麦塞蒂斯”，他乘坐着它，与心腹同伴一起，在巴伐利亚乡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其次，他在山村贝希特斯加登建立了一个辅助总部。他常在景色令人赞叹不已的地方养神和寻找精神刺激。简朴的生活令他迷恋，他常穿起皮裤外出散步。“穿长裤真是受罪。他从前就是在零下10度的气温里也常穿皮短裤走来走去。它给你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感。”
起初，他住在“莫里茨公寓（”莫里茨公寓“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一间小屋里。该屋座落在主楼的上方。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他写完了他的著作的首卷。他的主要”试音板“是当了他的私人秘书的赫斯（每月工资300马克）。在写社论时，他还常请教一位并不积极反犹的前编缉本哈特·斯坦普弗勒神父和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常把他文中的”最“字砍掉，也极力”使他免除“受诸如赫斯和罗森堡等人的地方观点的影响。但希特勒总是将删去的东西复原，不理睬汉夫斯坦格尔的苦口气心。”除非你看了世界“，汉夫施坦格尔说，”否则你就建不起自己的世界观“。他建议希特勒趁演讲遭禁之机到国外去走一走，花上3至4个月时间便可走遍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和英国。
“假若我这样做，运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坐牢时，党的组织便四分五裂，现在不得不重建。汉夫施坦格尔说，你回国后“对未来便会有许多新的筹谋”。这也打动不了希特勒。“你的主意多新鲜！”他说，“你想想，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我干嘛要学别人的语言？我岁数太大了，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
汉夫施坦格尔主动提出教他学英文，便于他日后能看懂英、美的报纸，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希特勒从不拒绝汉夫施坦格尔的好意，可就是下不了决心。就连赫仑纳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小了。她建议希特勒学跳华尔兹舞，以应付社交场面。他拒绝了，理由是，这与政治家的身分不符。她丈夫指出，华盛顿、拿破仑、腓特烈大帝等都喜欢跳舞。希特勒反驳说，这是“傻瓜，浪费时间。另外，维也纳人的华尔兹舞也太女性化，不适合男人跳。他们的帝国之衰落，绝不是最小的因素。我恨维也纳的原因也在于此。”
他对赫仑纳之拒绝，或许与前一年圣诞节她对他之拒绝有关。此时，他正转向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求安慰。在贝希特斯加登，在他租赁的房子对面，有一间花店，是赖特姐妹开的（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像个“好斗的公鸡”）。姐妹的名字分别叫安妮和米茨。希特勒邀请米茨去参加音乐会，但她姐姐不同意，说希特勒比她16岁的妹妹大20岁。希特勒大失所望地走了。不久，希特勒便邀请姐妹俩去参加党的会议。多年后，米茨宣称，希特勒之所为超出了调情：他称她米茨尔，说她的眼睛与他母亲的一样漂亮，还要吻她，她拒绝了；他便宣布，此后两人不要再见面了。但是，不久两人便在湖边散步。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两手扶住她的肩膀，吻了她。“他说，‘我要把你压扁’。他欲火上升。”
不久后，他们便成了情侣；她要求结婚，但他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以便同居。
在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家中，他寻找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刺激——在那里，人们从不对他进行挑剔。在这家人眼里，他是英雄，而他也很高兴地扮演一个一心要暗杀他的敌人的神秘人物的角色。他常于深更半夜偷进万弗里德别墅。“夜虽然深了”，弗里德林·瓦格纳回忆说，“他总要跑到孩子们的屋里来，给我们讲他冒险的吓人的故事。我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让我们看他的手枪。枪，他当然是随身携带的——很小，可藏在巴掌里，但能装20发子弹。”然后，他就对孩子们说，他眼皮下的那两个疤痕是打仗时被毒气伤的。
在万弗里德，人们叫他“乌尔夫”。大家都喜欢他，连新买来的、见生人就吠的刚毛猎犬也喜欢他。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全爱他。“他好像有特殊引力……不花什么力气就能将他们吸在身边。对我们说来，他的生活是迷人的，因为与我们的生活不同——好像是故事似的。”
7月18日，他的著作第一卷由埃赫尔出版在慕尼黑问世了。根据阿曼的建议，书名被改成《我的奋斗》，即他给自己的日记取的名字。销路是好的，至1925年底，已售出10万册。但出版时以及此后，《我的奋斗》却遇到批评，被认为写得很糟，既华而不实又过于夸张，读起来像有政治味道的何拉西奥·阿尔吉尔的小说。甚至连它的副标题“算帐之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