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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钱原本是该是谁的，倒也说不清了，大家互利互惠而已。现在既然收了人家陆炳的钱，锦衣卫的面子也在那儿搁着，这忙不帮也不行。俞大猷是什么人呢？无关痛痒的小角色罢了。严世藩拿定了主意，改天就替俞大猷略加开脱了一番，性命自然无虞了，虽然夺去原职，却也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戴罪立功，去北边重镇大同军前效力的机会。
俞大猷出狱之后见着陆炳有何感想，对他说了些什么，史无明载，无从详考。他到大同任职，与巡抚抚李文进筹划边防，创设车阵以御蒙古骑兵，又是创下了一番难得的功绩。而后再调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俞家军”名动天下。又因为他为官清廉、忠诚许国，《明史》论及当时名将，首推俞大猷，其次才是他在沙场上的老搭档，同样以平倭和抵御蒙古寇边而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了。
至于陆炳本人，料理完了俞大猷的事情，便又溜达回了北镇抚司办公室，继续认真地执行起他锦衣卫份内的差事——似乎这一切不过是段插曲，随风而逝，不足挂怀。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检举司礼监内侍李彬及其朋党有功，朱厚熜加封他作了太保兼少傅，以“三公”兼“三孤”，“前不见先人，后不见来者”的陆炳这时当然不会有什么“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心境，更多的，还是怡然自得，意气飞扬的豪情壮志而已。
古今独一人
其实对于陆炳而言，拯救狱中蒙冤受屈的俞大猷，仅是他在锦衣卫任上诸多“善举”中的一例而已。史称，陆都督常能“折节下士”，对朝廷里官员和士大夫们以礼相待，每当他们因为皇帝的反复无常而身陷囹圄的时候，陆都督也总会像对待俞大猷那样，找出那些应该救的、值得救的和可以救的对象施以援手，而决不肯构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看来，似乎当年的夏言是个颇为罕见的例外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仅就陆炳个人而言，那是夏言动手在先，自己不过“自卫反击”罢了，更何况那时候他也远还没能够上升到今天在朝中这种“独步凌云”的境界。俗话说得好，“有钱才能立德”，现在的陆炳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不屑于走钱宁、江彬那样的正统“反派”路线，只要能够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地位，闲暇之时再对旁人略加周济，倒也实在是件名利双收、稳赚不赔的合算买卖了。
嘉靖朝的北镇抚诏狱也是颇为奇怪的。说它奇怪，是因为在朱厚熜的授意下，这座人间炼狱中的情形较之以往出现了些许微妙的改变。大臣们下到狱中，虽然也有进门就被打得脑浆涂地、一命呜呼的情形，然而更多时候，朱厚熜对他们采取的是“关而不杀”政策，既不进行正式的审讯，也不明确表明释放的期限，全然把诏狱当作了隔离这些“逆臣贼子”的收容中心。因为皇帝深深懂得，大臣们的嘴光靠打和杀是封不住的，即便一时间可以把他们打得噤若寒蝉，杀得血流成河，然而只要假以时日，恢复了元气的官员们便又会卷土重来，对皇帝的言行举止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限夸张到世界末日一般严重的程度。想要图个耳根子清静，最好的办法还是全都关起来，但也不去动手，任由他们在狱中自生自灭。至于能活多久，那就完全取决于官员们自己的运气了。
比如有位官员沈束，本来在礼部任职，因为参劾严嵩获罪，一通廷杖过后下到诏狱，人虽没死，却是从此一去不还了。他家本来就穷，家长这一被关，彻底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人们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后来沈束的妻子张氏给朱厚熜写信，甘愿自己代替沈束到狱中服刑，以交换他出狱回家侍奉老父终年，声辞悲切，闻者莫不为之动容。可是朱厚熜依然不愿意，下令继续对其严加看管，并且指示诏狱卫卒，沈束每天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要如实向自己汇报，不得有丝毫隐瞒之处。
这个就叫作“监帖”了。倒是沈束豁达，终日在牢房里研究《周易》打发时间。一天，偶然飞来一只喜鹊，落在他的跟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沈束被吵得有些心烦，忍不住骂了句说：“哪有跑到罪人跟前来报喜的？”却不想这件事情也被卫卒一五一十地转报给了朱厚熜。皇帝闻言感慨万千，忽然慈心大发，伸手一挥说：“那就让他回家去吧！”
这时候，距离沈束在嘉靖二十三年入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十八年。
这十八年间，除了读书，沈束在狱中到底是如何一番情形，史册语焉不详，后人难得一窥究竟。倒是较他更早，嘉靖二十年的时候，还有位叫作杨爵的御史，也因为批评皇帝热衷于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直接触怒了朱厚熜，不仅被捕入狱，还遭受到了比沈束更为严厉的责罚。他先是被锦衣卫廷杖打得“血肉狼藉”，昏死过去了一整天，然后关进牢房，卫卒又擅作主张断绝了他的饮食，想要把他饿死来讨好皇帝。大概是经史读得多了，自有古哲先贤圣灵附佑，杨爵居然硬是活了下来，纵然“屡濒于死”，仍旧显出一副大无畏的坦荡情怀，还和同期被收押的刘魁、周怡这两位一起讲诵文学——算上《周易》爱好者沈束，读书人的可爱，大概就是体现在这些令人不觉为之心酸的情形之下吧。
杨爵前后被关了两次。头一回“刑满释放”，时间是在嘉靖二十四年，但他回家待了不到半个月，便又因为同样的罪名给跑上门来的锦衣卫逮了回去，然后一直拘押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其间，为了设法营救他，陕西巡按御史浦鋐、主事周天佐先后向朱厚熜上疏，到头来也都不免落得个夺职入狱的下场。特别是浦鋐，因为人在陕西，朱厚熜还特意催促锦衣卫“跨省追缉”。当地老百姓听说浦御史要被押解京师了，感念他平日恩德，于是“远近奔送”，聚集在囚车周围常达万人，大呼“把我们的使君还给我们”，真可谓哭号震天。浦鋐也是运气不好，在进京的路上就生了病，到了京师连皇帝面都没见着，就直接送往北镇抚司，戴着巨枷给打了七天，终于被活活地打死了。
周天佐的情况也和浦鋐差不多，他的体质天生就弱，进到诏狱先是吃了六十廷杖，卫卒又不肯给他饭吃，结果不到三天就死了，时年仅三十一岁。
可是话要说回来，以上这几位，除了事发当时卒不及援的浦鋐和周天佐，好像沈束和杨爵那样的，在暗无天日的诏狱里居然可以活了这么多年而不死，其间只怕多少还是有些不为人知的关节，就连派了专人过去监视的朱厚熜也都给蒙在了鼓里。道理很简单，仅以杨爵而论，同样是没得饭吃，周天佐倒是因为原本已经伤重不治了，可他总共在诏狱里待了七年，这七年间他到底又是靠着谁的周济活下来的呢？
想来想去，似乎只有诏狱的直接负责人陆炳“嫌疑”最大了。
可惜锦衣卫是国家特务机构，凡事都要讲个“机密”，再加上陆炳还是个擅长背后鼓捣小动作不会让别人知道的高手，于是这其中的究竟，大概也就只有当事人双方心里明白了。陆都督在朝堂上声誉鹊起，不会单凭着收拾仇鸾这一桩近似于“窝里斗”的权臣闹剧，也不会仅是因为他帮助了一个屡立战功的武将俞大猷。纵览嘉靖朝四十余年间的政局，如沈束、杨爵者多如牛毛，而陆炳夹在皇帝、严党以及朝臣这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之间，始终都能圆滑应对，游刃有余，“周旋善类，亦无所吝”，在自己身边营造出一个“朝士多称之者”的良好氛围，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锦衣卫，都实在是一件精明到无以复加的举动。
因为咱们需要知道，自从嘉靖初年“大礼议”所引发的“哭门”事件以来，在朱厚熜当时以及随后几近狂虐的廷杖风暴打击之下，朝野“士风颓然”，读书人的尊严被摧残到了不忍卒视的地步，纵然他们需要也必须坚持“正义”，但却不能继续在这样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正在这张皇失措之间，陆炳出现了，这位锦衣卫头领把自己手中掌握到的权势天平偶然间朝向士大夫们倾斜少许，于是赢得的便是远远超出投资成本无数倍的高额回报。这些投资与回报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甚至于到了陆炳死后，朱厚熜的儿子、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继位，虽然一度对他生前的行径论罪并且追加处罚，然而朱载垕一死，神宗万历帝朱翊钧便又听从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都等人的建议，解除了这些殃及陆炳家人的严厉处罚。
这算不算得是“善有善报”的困果循环呢？
“忠”或“奸”，采用这样绝对性的判定标准来衡量陆炳这样“极会做人”的异类，原本就是不太科学与合理化的。确切地说，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不损害到皇帝对自己的宠信这一重要前提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前景为中心，尽量平衡朝廷内外那些互相纠缠和敌对势力，而后他再以一个居中协调者的身份出现，采用或明或暗的方法，获得各方面众口一致的信任与好评。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如果政治能力是一项可以具化的评分标准——并且不计善恶——满分一百，那么陆炳显然可以拿到八十以上的高分，而在他之前，锦衣卫却从没有谁可以达到六十分的及格标准。
而较之陆炳，较之锦衣卫，曾经显赫一时的另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太监，却在嘉靖朝跌落谷底，彻底沦为了大明朝政治舞台上的一群龙套角色。和现代那些充满着想像力的电视剧集所展现出来的情形有所不同，查阅《明史·宦官》中有关太监们在历朝活动情形的相关纪录，前有王振、汪直、刘瑾及“八虎”，后有冯保、魏忠贤及至高起潜，形形色色、琳琅满目，唯独在谈及朱厚熜治世的嘉靖朝这一页上，却只得寥寥数语，说“世宗（朱厚熜庙号）体察到正德时宦官为恶所造成的祸害，在即位后管理和惩治近侍内臣极为严厉，有因为犯罪而被下令鞭挞至死甚至陈尸示警的案例”，太监们虽然“大多是兴献王府的旧臣，又执掌司礼监，提督东厂，然而都相当谨慎小心地不敢太过放肆”，并且他还“尽撤天下镇守太监”，四十多年间不曾重置，所以“近侍内臣得势进而妄开杀戒的情形，只有嘉靖朝比较少见了”。
当然，这也仅是相对而言，太监为恶的情形在嘉靖朝还是有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背景——或者说大政方针——作为铺垫，陆炳自然得以在对待太监们的问题上大展拳脚。嘉靖三十六年，陆炳向朱厚熜报告说，经由锦衣卫多方调查取证，现已初步查明，司礼监太监李彬在奉旨督造皇家宫寝及陵园的工程当中，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窃取工程用料用于修建自己的陵墓，并且规制超过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僭拟山陵”，显然怀有不忠不臣的狼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