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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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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肯对高拱落井下石,为落魄的徐大老爷讲情,力助高拱清扫内阁,都是符合本心的行为,绝非为保全自己的违心之举。

况且,以大明官场的利益纠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强势人物之心。

隆庆元年,广东道御史齐康上疏弹徐阶“二子多干请(帮人跑官)及家人横里中(横行乡里)”之事,徐阶以退为进,申请致仕,引起徐阵营的全面反弹,攻击高拱的上疏无日无之。如果仅此,高拱还不至于全线崩溃。恰在此时,直声满天下的海瑞放了一发重炮,直指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甘当鹰犬,目的不过是期望高拱登首辅之位,自己能捞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词锋凌厉,横扫千军,要求皇上果断罢斥高拱。

连时代楷模都说话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谴责的火牛阵,难以突围。最终,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这次讲话,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私心里也可能有依附徐阶强大势力的意图。事后,果然就有“应天巡抚”乌纱的回报。至于整治徐家少爷,那已是徐阶离职一年后的事了。整治徐少爷,现在看来,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小说下载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行动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来讲,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知道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的原因,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这个程度。赵贞吉其实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无乃欲加之罪乎?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潜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张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会感觉很好玩?

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我以为,是由于他在内阁中当时的权力资源最小。大树徐阶已经倒台。他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没有什么可依侍的,因为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方本来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他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让他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仅仅指的是入阁的顺序。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害者。他因此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才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惟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空谈的习气略有减弱,张居正私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给几位朋友的信中,说了几次“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之类的话。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明史》上说他“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虽然无能,但他也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清爽之风。张居正那时已过不惑,年华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见深渊的痛苦。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人会自动成为君子国民。其实,新时代自有新时代的弊端。时代决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过去,“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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