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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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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 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h t t p : / / h 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之一,确保总能有一部分优秀的举贡人才进入科道。对太常寺(礼乐司)、鸿胪寺(礼仪司)及五城兵马司(首都警备区司令)等衙门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进士的也可担任。

有一个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为抢眼。吏员出身的黄清曾任通判,为官一贯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于应变。后任嘉兴同知,主持修建2700余丈长的海盐县海塘,工程至为坚固,费用最为节省(因为不贪污)。此人什么都好,就是与上级、同僚的关系处不好。张居正不顾下面的议论,将其提拔为两淮盐运使同知(副省级),让他主持修建漕河关键部位——高宝内堤。此堤在这之前长期完不了工,黄清一去,两年即告完工。张居正激赏此人能力,又提升他为太仆卿(马政司主官)。黄清死后,张居正应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的请求,为黄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纪念。小小一名吏员,“编制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对当时官场震动极大。

明代的官员任职,还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过短。本来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员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满”,考满了才能调动。如果政绩卓着,上下都很满意,则任期也可能长于九年。各时期都有任期超过十五年的地方官。永乐至正统年间,任吏部尚书的蹇义甚至连任三十三年,几乎干了一辈子“太宰”。

到正德年间,这个好传统被武宗毁坏,任职更调过于频繁。一官到任,*股还没坐热就走了谈何了解一方民情?办妥一件实事?官员在任时,都毫无长期打算。只要“无过”就可升迁,谁还愿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计日待迁”。有那说得天花乱坠如孔孟再生、实际事务一样不干的,也许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间也曾经有过规定,官员必须期满才调动,“不许无故更调”,但却实行不了。隆庆年间,有所好转。张居正则在万历二年,明确了久任之法,规定知府通过两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职,如满了三考也就是任职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级),不满九年的只能升副职,这中间差了两个级别。还规定,各省提学官没处理完本年科举事宜,不得升调

各部官员也是如此,如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纷纷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鼓励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占着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省长可以自行调换。

这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也难了,必须得在任上干出点实事,否则影响升迁。

——驴子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说是很严谨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正式名称叫“大计”,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考满”制度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会如何呢?就是走过场,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看来,官儿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难,而是伺候人难;不是物色能干的下属难,而是取悦上级难。

张居正,太了解官员的痛苦了!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才是全无脊骨反类犬,不如平头老百姓有尊严!

可是,“为人上者又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说你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你有甚办法?谁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干得好坏,他都给你下个“称职”的评语,你就算没白朝他笑。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正官来写,“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明会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谁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通通写上“称职”。大明称职的官员,你要是只看考核记录,那是成麻袋的装,但没几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区分标准:“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工程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但当察其事之实否,不必问其曾得罪于何人也”;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不许偏执成说及出身资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论”。得罪了什么大官,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长官,考察一旦失实,就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奖励。皇恩浩荡啊,小小官员何尝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于来硬的。开国功臣、朱老皇帝的义子沐英的后裔,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当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小说下载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只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地做;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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