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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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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张居住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

夺情风潮,至此达到白热化。一场残烈大祸,就横在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有上疏论救。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他求援。但连发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腐儒等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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