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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规定如果五镇能向北进军，收复领土，那么，“收复一地，管辖一地”，新收复的领土完全由各镇拿来建设“特别行政区兼自由贸易区”。
“各镇的兵哥们，放胆一博吧！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必将能照亮大明惨淡的天空！”史督师自信地想。
德服高杰
史督师的“给力”政策让各镇们有了进取中原的决心了吗？
很遗憾地告诉您，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各镇兵哥的一致回答是：没钱。
史可法就纳闷了，钱不是按每兵每年二十两下拔了吗？政策不是允许各位兵哥先富起来吗？为什么就没钱了呢？
各镇兵哥的回答振振有词：钱，是下拔了，但仅下拔了一部分，况且我等为“北伐中原”及解决严竣的“社会就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兵员“扩招”工作，下拔的款项早已花光；另外，允许我等收税开荒开矿的政策是好的，但这三项政策的实施需要时间和人力，远水不解近渴。鉴于以上的实际困难，请督师大人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史可法这下无语问苍天了，他只得上奏，请次辅马士英同志伸出那双神通广大的手，速筹款备响。
还没等出个结果，扬州就出事了。
让扬州出事的人就是对闯王“窃妻盗名”，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高杰司令。
出事的原因如下：
高杰司令实际上是现在五镇中最穷的一个，多年来不断扩招，兵员军属负担沉重，这次驻防的徐州、泗州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供养不足，日子紧紧巴巴。
缺钱，不是可以向北发展吗？但向北就意味着同大顺或大清刀兵相见，对自身实力有充分认识的高司令明显自信心不足。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高司令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在南明一个特大城市——扬州身上。
扬州，自唐代以来就进入世界最发达地区以及最适于人类（有钱人）消费的城市行列，唐诗曾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后虽经岁月变迁，风采浪漫依然，到明末，扬州已成为世界上十个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真正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
高司令知道，如得到扬州，就会金钱滚滚来，穷鬼变富翁。但现在自己已是大明的伯爵，挤身于上流社会之中，再搞一抢二夺就大失身份了，思来想去，决定采用一种“讲文明、懂礼貌”的方式取得扬州。
高司令致信扬州巡抚黄家端，要求将抗战有功的将士家属安置在城内。巡抚尚在迟疑，扬州百姓见高司令的部队在扬州附近的村庄不守军纪，烧杀抢掠，于是纷纷罢行罢市，组成“自卫队”，登城坚守，誓死不让高司令的“蝗虫”军队进城。
高司令干脆一不作二不休，于六月初七下令攻城。这时，一个一心想“为人民做点事情”的爱心志愿者出现了。他就是扬州进士郑元勋，该志愿者自告奋勇，代表百姓出城同高司令举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只让军属进城，不让军队入城”的两点协议。
但当“郑和平大使”进城公布和平协议时，群情激奋的百姓立刻怀疑此中有大大的阴谋，郑大使是个“卖城贼”，一通拳脚下去，竟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给打死了。
这下谈判无望了，高司令再次下达攻城令，十万火急之下，扬州黄巡抚见大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了！
扬州人民只得一边守城，一边向南明中央政府求援。
高司令的这种作法，换在崇祯时代，一万个脑袋也不够砍，当年崇祯收拾袁崇焕、孙传庭两个方面大员，一道圣旨，几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但此一时、彼一时，老办法没指望了。大明中央政府内阁会议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只能烦请史督师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暴力冲突。
人命关天，史督师片刻不敢停留，带兵向高司令的大营冲去。这让高司令很紧张，连忙列阵以待。
但见到督师大人一行后，高司令发现自己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太大材小用了，督师大人是带兵来的这没错，但带来的兵也太少了，只有区区的三百川兵，不及高司令军队数的百分之一。
但就是这样，高司令仍一百个不放心。前些年袁崇焕玩“四两拔千金，收拾毛文龙”的经典剧目给他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他热情地把督师大人迎至中军大帐，并留下了众多的“服务人员”，为大人提供“贴身管家服务”。
史督师抱定了“以道德引导人，以感情团结人”的服务宗旨，见高司令如此神经过敏，即将带来的三百川兵划出两百交与高司令统领，自己仅带一百川兵。
高司令的担心终于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务人员”，但仍对督师大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并义务当起了督师的机要秘书，凡呈报史督师的机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书”首先要一一过目，然后才能送到督师大人的办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师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监禁的督师一面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面寝不安席地工作，并苦口婆心地与高司令着“教育与反教育”的心理较量。
这种唾面自干的修养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坚持进驻扬州。而史督师，也考虑到高司令的“实际生活困难”，上奏弘光帝后，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为高司令军队的又一个安顿之地。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处理完扬州事件的史可法刚想松一口气，高司令又闯祸了，但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镇中的另一个大腕——靖南候黄得功。
黄高二司令一个“井水”，一个“河水”，坏就坏在黄司令的那张嘴上，黄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军，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货武装”，加上高司令的部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黄司令很鄙视高司令，常在军政界大发特发高司令是“吃皇粮的土匪”等言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鄙视久了，自然会产生出不满和仇恨，黄司令的这笔帐高司令是牢牢地记下了。文人小说下载
恰恰此时，黄司令率军由庐州北上，高司令怀疑这是史督师劝他撤离扬州，把此城交给黄司令的。于是就在黄司令经过的土桥发动了袭击。
实际上黄司令这入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带了三百人，结果一交战，三百人全部“光荣牺牲”，黄司令在手下的拼命掩护下，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吃了大亏的黄司令岂能善罢干休，他一回驻地，马上整顿兵马，准备与高司令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
还是史督师，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调解员”的角色。
经过督师大人的联络协调，竭力相劝，并拿出自己的钱，以高司令的名义偿付给黄司令，终于让这次内战消弭于无形，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暂归于好。
由于史督师多方奔走，串针引线，为南明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北人民给他赠上一个亲切的、恰当的爱称——“老媒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样唱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辛苦、委屈、无奈的史督师依然在坚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动上苍的一天。
上苍有没有感动不知道，但却有两个人却被感动了，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史督师的“统战”阵营中。
一个人就是当年背弃李自成，毅然决然同高司令携手“私奔”，现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肠总是柔弱的，她见督师大人至诚忠义，就厚为调护，常劝高司令“改邪归正”，多尊敬领导、多和领导交流。高司令虽然桀骜不驯，却对刑夫人因为喜爱，所以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听话，因此对督师大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史可法也感觉到这一点，投桃报李，把自己在扬州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个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询大师——德宗，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有一个绝活，就是“谈祸福奇中”，为当时的一流佛学、占卜学、运筹学及心理学专家。连高司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都毕恭毕敬尊称其为“师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就借讲经说法的机会为高司令作单独的心理辅导和暗示教肓。他给高司令讲：“史督师在儒家为圣人，在我法为菩萨，居士与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为何，竟被说得连连点头称是。
终于到了水到渠戍、花开果熟的时刻，高司令开始礼敬起史可法来，变得规规矩矩，变得言听计从，“统战”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师也十分高兴，他不无欣喜地说：“我终于能得到兴平伯的帮助了，收复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师坐镇扬州，积极筹备高杰的北伐事宜，但这时，中央政府传来了皇帝的旨令：“督师您歇歇吧，政府要举行南北和谈了！”
第六章 纷争的朝堂
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被同事——镇守太监王坤举报了，结果小马同志非但没升官，反而被丢官罢职，并被发配到边疆劳改。
但小马可不是匹任劳任怨的“好马”，不久，通过走关系终于离开了令他黯然神伤的劳改之地，并“无官一身轻”地回到南京。在这里，失魂落魄的老马同志（不能叫小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马一下变老马了）遇到了同样落魄失魂的阮大铖同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通俗画册编辑、资深军事发烧友，还有，一个大大的党棍。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