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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团中还有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已降清成为“大清高干”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现在南明任锦衣卫指挥），把这位公子哥带上，大概是老马同志处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吧。
代表人选解决了，下一步该是确定谈判方案了。
方案的核心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身份促友谊”。这中间，土地是个实质问题，身份是个尊严问题。
土地问题上，弘光帝先让大臣们来提，在好久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弘光帝只好自问自答，说国家可以拿淮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
见皇帝陛下表了态，大学士高弘图马上跟进，建议拿黄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显得比皇帝更加爱国。
谈判团团长左懋第却自我加压，建议只拿山海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他的理由一是，北京为大明历代皇帝陵墓所在之地，如果把北京拱手让人，那每年皇帝陛下去祭陵扫墓岂不要年年办签证，岁岁需出国；二是，所谓大清不过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一帮强盗，鼠目寸光，三次北侵内地不过是为了抢人抢物，这次也不过如此，如果大明此次多给些钱物，还是有可能“赎回”山海关以南的地区的。
左团长娓娓道来，说得弘光帝连连点头。
老马同志对拿多少土地去换和平似乎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谈判的双方——大明与大清的身份如何界定？
大明弘光帝马上就是“奔四”的人了，而清朝的顺治帝还是个小屁孩，如果让弘光帝的身份上比顺冶帝低一等，那就太有损“国家尊严”了。
老马提出：清朝皇帝年幼，可以和咱们的皇上认为侄叔关系，这一身份关系，既避免了大明向大清称臣的“尴尬”，又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何乐而不为！
经过十来天的吵吵闹闹，和平谈判的草案终于出台，内容为：一、拿山海关以外的地方给清朝换和平；
二、承认清朝由“藩邦”升格为一个与大明身份平等的国家；三、设立“友好发展基金”，由大明每年“出资”十万两白银，用与协助大清进行开发建设；四、改葬崇祯帝梓宫；
五、认亲——即弘光帝为叔、顺治帝为侄，双方成为有“叔侄”关系的亲属之国，友好相待，和平相处。
为彰显大国气度与和平诚意，在出使前，南明中央政府还作了以下的“突击工作”：一是突击进封左正团长为南京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时可相机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陈副团长为太子太傅，马副团长为太仆寺少卿，以提高代表团的整体规格。
二是突击赶制了“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告《北方人民书》的圣谕，以及谒陵祭告崇祯帝的祭文。
三是紧急从紧巴巴的国库中筹集了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作为给清方的“见面礼”。
临行前，弘光帝再次亲切接见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告诉大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还要完成谒陵和“联络”前明降官的任务，最后鼓励各位不辱使命，载誉归来。
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众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在下关码头，左团长眺望水天一色的长江，一种“风萧萧兮江水寒，此身一去兮不复返”的不祥预感忽然涌上心头。
艰难北上
使团北上，到达泗州，拜会在此督师的首辅史可法，左团长紧紧拉住首辅大人的手，谈出了自已心中的两点疑虑。
左团长说：“这次谈判，如果给清方利益大了，自己就会和秦桧一样担上千秋的骂名；如果给清方利益小了，谈判破裂，也会逃不脱误国祸民的责任。两不讨好呀！”
史可法大吃一惊，赶紧张开自己“老媒婆”的贵嘴，滔滔不绝地为左团长上了一堂内涵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史老师讲义浓缩为一点，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不好意思，借用了二百年后林大人的至理名言。）当前南明最大的政治就是谋取生存时间和空间。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即使暂时挨了一身骂，时间也会为你证明一切的，到那时，国家会牢念你，人民会感谢你。
一番热情洋漾的讲话，让左团长如拔云见日，心里亮堂堂的，于是，他挥一挥衣袖，精神抖擞地再踏征途。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越往北走，越是这种荒凉凄残的景象！没有向导、没有驿站，缺粮少食、盗贼横行，使团的一行人饥一顿、饱一顿、小心翼翼、走走停停，终于在九月初五到达了清方控制区的第一个城市——山东济宁。
但使团在这里得到的，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代表了一声声猛烈的炮火（备注：不是礼炮）。
享用了一顿最高礼遇的大明使团只得郁闷地绕城而过。
九月初九，使团到达了汶土县，终于见到了一个还算“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大清河运总督杨方兴，他正在这里领兵疏通大运河。
杨方兴，辽东汉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就通过科举考试“混”进大清公务员队伍，算是大清第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国家大干部。
“汉人见汉人，说话甭客气”，当杨总督得知使团的来意后，秉着“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直率，给头脑发热的使团成员大泼凉水。
“国家谈判要凭实力，现在清强明弱，这能谈出什么结果来？我看，你们应该是先把南方的粮食北运，来显示和平的诚意！这样我也可以帮忙向摄政王求情，但最好的结果是你们先取消国号，承认大清中央政府，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得到充分地肯定，使团上下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方总督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清朝当政者的态度，使团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继续北上！
十五日，使团到达临清，终于盼来了迎接的队伍，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念及故国之情，竟擅自作主派军队来为“南方人来的亲人们”（事后老骆同志因此而被撤职查办）保驾护航，这让使团感到了莫大的温暖。
但在抵达德州的十八日，这种温暖被一张张贴在大街上的告示刮了个干干净净。
这些告示是奉山东巡抚方大猷之令贴上去的，告示上写得明白：“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作为降清的前明官员，方大猷采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与南明使团相见，可谓用心良苦。
清朝政府的忽冷忽热，令使团上下疑惑不解，纷纷猜测：清朝的当政者是否对南明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
使团的猜测是没错的，多尔衮同志在“和平声明”发表还不到一百天，就对南明政府的态度又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由“和平共处”改为“武力兼并”。
变化的原因是这样产生的：
一是占领了特大城市——北京后的多尔衮同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北京及其周边的十多个县都闹起了不同程度的粮荒，作为“大家长”的多尔衮只好“大公无私”地把满洲这些年来的存粮都调来应急，仍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在北京“经济界专家们”的指点下，明白了，这都是“南方独立”惹的祸！
北京城自从经过元世祖忽必烈兴建，明成祖朱棣加工，近四百年的发展，已使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城一跃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八十多万，所需要的粮食、布匹、茶叶等根本无法自给，必须从南方源源不断运来。
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物资供应链断裂了，南方得不到北方的马匹、煤炭等（这个相对好克服），北方得不到南方的粮食、布匹、茶叶等（这个比较难克服），结果弄得北京市面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日趋困难，这也是李自成在北京呆不长的原因之一。而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靠南方那点年年进贡的“发展基金”是远远不够的，不如……（以下省略二十个字）
二是多尔衮同志对自已的统治手腕、行政能力又有了新的自信。最大的阶级敌人——李自成被赶回娘子关后，大半年龟缩不出、无所动作。河北、山东的“济王”叛乱已告顺利平息、大清政府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政策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多年纷繁战乱的北方地区似乎正在慢慢地“尘埃落定”。
出现这种大好局面后，让他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乡更加心驰神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满族五百多年前的“一代枭雄”完颜亮未做完的“统一梦”，仿佛又在他的梦中浮现。
三是那些家在南方的前明降官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比多尔衮同志更直接、更迫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产、亲人都统统留在了南方，自己在北京可是“裸身做官”，如果“南北分治、一国两府”一旦实现，那只有等到变为鬼“才能回家看看”了。
不甘心“两地分居”的降官们自觉自愿地当起了国家统一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给多尔衮同志上书，喋喋不休地讲“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福王昏庸无能、难继大统”这类假话大话，煽动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投鞭断流、立马吴山。”
在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下，大清当政者已达成一致的共识——打过黄河去，统一全中国。
这就是大明使团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快！
大明使团将何去何从呢？
首轮谈判
局势严峻，左团长紧急召开全体使团大会，会上他着重强调使团这次工作的目的——是议和而不是投降，因此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端正工作态度，不能卑颜屈膝，做出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来。
九月二十九日，被“精简”为百人的使团来到河北河西务，因为知道了清朝将定于十月初一举行“开国大典”（清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宣布将统治由东北扩展到全国），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误解”，使团暂停于此。
十月初五，使团再次出发到达北京京郊的张家湾，清朝派出礼部官又奇库来迎接，总算给了南明使团一点薄面。
十月十二日，使团在清朝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从正阳门入城，早已听到消息的京城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来自“故国的亲人们”，只见为首的左团长一身素服，手捧国书，昂然前行。
“国破山河在，相逢竟两朝”，现场气氛分外沉闷压抑，欢迎者、被欢迎者情绪悲凉。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言的哽噎和无尽的眼泪。
“比起那些前朝的达官显贵来，这些百姓是多么淳朴啊！”左团长心生无限的感慨。
前几天，他秘密派出王廷翰、王言、祖泽溥，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已成为当朝新贵的冯铨、洪承畴、谢升、吴三桂，希望他们为南明的“和平建国”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年被崇祯帝打成头号大阉党的冯铨已对明朝毫无感念，接待来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待答不理的表情，连左团长的信拆都不拆；洪承畴似乎良心未泯，见信后面色沉痛，含泪欲滴，对来使也宽言相慰；谢升则感情复杂，接信后忽而叹息、忽而鼓励、忽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