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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就是以前那些轻马貂裘、锦衣玉食权贵们的态度，可以讲些不负责任的宽心话，但实质性的帮助，却一顶点也没有。
这能责怪谁呢？这能谴责谁呢？
比起那个动不动就被皇帝监视、下狱、脱下裤子暴打的前朝来，现在的前明降官们整体状态感觉良好，并没有多少亡国之痛。明朝，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渐行渐远！
不能责怪！不能谴责，惟有自己踽踽而行，以求一搏。
大明使团最后来到了此行的终点——大清外事接待部门，鸿胪寺。
由于刚才街上的一幕震惊了清朝的接待官员，所以当使团一行进入鸿胪寺后，这些清朝官员就如临大敌，不但将大门紧锁，还调兵将大院紧紧围住，搞得使团上下形同坐牢，再也无法进一步开展联络工作。
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派出几个普通官员来到鸿胪寺，明知故问：“南来使臣所为何事？”
左团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等前来，一则为与贵国商议联兵剿闯事宜，二则因贵国为我大行皇帝发丧，特当面递御书、银币表达谢意。”
带队清朝礼官漫不经心地说：“既然有御书，交给我好了。”说完作出伸手欲接的样子。
熟悉外交礼仪的左团长看出了此人的险恶用心，大声喝斥：“我等所奉为天朝御书，非一般藩邦进贡文书，必须当面递交给贵国皇上。”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清朝礼官嘟囔一句“不收也罢”后，拂袖而去！
十四日，得到情况汇报后的多尔衮同志认为南明使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考虑再三，决定派出满族的大知识分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作为大清的首席谈判代表，与左团长对阵。
作为满洲正黄旗人刚林同志，与大多数满人靠“武功”步入政坛的路径不同，这位大爷完全靠自学成才，熟练掌握了满汉两种语言，并在大清首届公务员考试以汉文应试，考取了“举人”资格（并非等同于“范进中举”中的举人，此举人必须精通满汉蒙三种文字中的两种文字）。后几经升迁，现已成为满洲首屈一指的文化高官，在内院大学士中仅排在冯诠、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四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之后。
身挑重任的刚林大学士今天第一任务就想给左团长来个下马威，长一长征服者的志气，灭一灭被征服者的威风。
刚学士带卫士十佘人，威风凛凛地佩刀而入，到鸿胪寺的大堂上让人拿出一把椅子后居中坐定，先挥手让他带来的手下坐在他右边的地毡上，再挥手让左团长及其它大明使臣坐在左边的地毡上，这样的安排，是明显想让明使谈判未始，就低头一等。
左团长岂能吃此“外交礼仪不平等”之亏，厉声斥责：“席地而坐乃蛮夷之邦的坐法，我等来自礼仪之邦，快取椅子来坐！”
左团长气势之大、言语之正，令刚林吓了一跳，思索片刻后，让人搬来一把椅子，请左团长与自己面对面坐下。
形式争斗结束，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交锋。
自恃深通汉文化的刚学士站在“政冶第一”的高度，单刀直入、先声夺人。
他说：“，在旧国君被贼逼死之仇未报之前，应将讨贼复仇工作放在首位，而你等却先擅立新君，这严重违背了二千年孔专夫子《春秋》上的有关规定，作为一向标谤克礼复礼，以儒治国的贵国，不知贵使对此作何解释？”
你谈“政治”，我讲“法律”，左团长马上以《大明皇位继承法》应对。
“弘光帝乃我国万历皇帝之孙，大行崇祯皇帝之兄，按法自然应立为皇帝”。
被无形之中引到“法律领域”的刚学士也随之冒出了个法律程序问题。
“弘光之立，可有崇祯遗诏？”
左团长立即以法律中的“但书”原则应对：“崇祯帝忽死社稷，事出非常，我国即以非常应对，合法、合理、合情”。
整个谈判中，刚学士坚持南明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左团长则坚持必须保持南明的行政独立和领土完整。
刚学士越谈越显得毫无和平诚意，只想占一些嘴皮上的便宜。他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拳师，频频出招，看似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
左团长则如一太极高手，腾转挪移，步步为营，识破了刚学士的一个个语言陷阱，并转而痛击之！
双方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要务，把严肃的外交谈判，搞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扣人心弦的“汉语大专辩论会”。
最后，在会上“负出”的刚学士恼羞成怒，以一句“勿多言，我国已决定发兵江南”来总结已方陈词，淮备结束了今天这场处于下风“大专辩论”。
左团长也立刻做了最后的慷慨陈诉：“我江南民风虽弱，但也可执干戈卫社稷；我江南疆域虽小，但也可凭河泽挡北骑。战端若开，孰胜孰败，尚未可知！”
首轮谈判就这样无果而终！
最后的结局
首轮谈判后，左团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焦虑之中。
从刚才与满族大臣刚林学士唇枪舌剑的交锋中，他己明显感到这样一个现实：满族，已经先进起来了，再也不是白山黑山之间那个混沌未开的野蛮部落了。
“落后民族在军事中可以征服先进民族，但却被先进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反过来征服”（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一个只有八万多人的少数民族，满族在征服、占领辽沈地区之后，立刻被淹没在百万汉人的狂洋之中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铸造工艺、国家制度、文化典籍如狂劲有力的春风，刹那间唤醒了满族沉睡千年的基因，使这个聪慧勤奋勇敢的民族再一次激情迸发，狂飙突进，十来年就走完了汉族上千载才走完的进化立路。社会组织机构也由“部落酋长制”迅速过渡到“封建帝王制”。
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民族上层人士中间，在辽东汉人的影响带动下，已深深地把汉族的“正统”观念植根于心里，并正在积极赋之以行动！
这一观念，就是汉族封建士大夫四千多年一直坚持并实践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已定鼎北京的清朝处处以“正统”自居，凭借自已方兴未艾的军事优势，灭掉偏安一域、羸弱不堪的南明，建立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就成为清廷下一步必然采取的动作了。
思想豁然开窍的左团长感到时不我待，忙修密表，派人急忙潜回江南，告之谈判难成，望南明政府早作御敌的淮备。
在首轮谈判无果后的次日，清内院官带领户部官员竟厚着睑皮来接收“礼物”来了。十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二千六百匹蟒缎以及弘光帝另准备赐给“蓟国公”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也被这帮家伙们搜刮了个一干二净。
收到“礼物”后的清廷竟没了任何的表示，直接把南明的使团“晾”在了一边，不谈判、不释放。
直到二十六日，清朝的首席谈判代表刚林再次出现在鸿胪寺，宣布双方已无“判”可谈，作为代表中国唯一的“正统”政府，大清将以“不救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三项罪名讨伐南明，大兵不日即将出兵南下，南明使团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于接到本通告的次日即刻离京。
见和谈无望，左团长向刚学士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赴昌平祭拜大行皇帝崇祯。
但这一要求被刚学士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作为见死不救的罪臣，你等已自动丧失祭拜帝陵的资格，有资格祭陵的，只有我们驱逐贼寇、礼葬崇祯的大清。
左团长只好领着使团成员，设太牢望昌平方向遥祭，然后准备回国复命。
出发前，祖泽溥哭哭泣泣来向左团长辞行，诉说自己因父命需暂留北京，并一再表示，日后不论身处何地，将“永不叛国”。
使团无可奈何地踏上归程，但当十一月初四行至河北沧州时，被清朝学士詹霸奉多尔衮之令带兵将左马两团长及部分成员扣留，并押回北京，只放陈副团长一人带队南归。
押回北京城的使田成员没有再回到鸿胪寺，而是被关在太医院囚禁。
对于被囚的左团长，清廷当政者态度是：劝降！左团长一降，不仅得一人才，而且也会让全天下人看看，连来使的使臣都降了，大清王朝是多么“得道多助”，而南明是多么“失道寡助”！
洪承畴、李建泰这两位“投降模范”跑到左团长面前，现身说法，挨一顿痛骂后无功而返。
从被押回京的那一刻起，左团长知道，尽忠报国的时候了。特手书一联明志：“生为明臣，死为忠鬼。”后还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像，挂在墙上以自励。
当他刚刚参加“革命时，被委”任陕西韩城县令。韩城县有苏武墓，他曾几次俳徊在苏武墓前，感受斯人的气息与忠贞。今天，历史的机遇，竟把他与推到了与苏武一样的位置上。
二千年前的苏武，作为出使匈奴的汉使，虽未完成任务，但其凛凛不屈、坚守北地十九年的事迹却成为一个民族气节的化身。今天，同为使者的自己，也未完成“议和求存”的任务，唯一能不辱这次使命的，只有奉献出自己这条“卑贱的生命”。
只有这样，才可在九泉之下，无愧地相见因国家灭亡而绝食而死的母亲，无悔地相见因社稷易手而投环自缢的先帝。
冬去春来，在太医院的高墙内，他仰望天空中南归的飞雁，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绝命诗：“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只等生命的终结。
转眼到了1645年五月，又是一个繁花似绵的季节，但外界传来的消息却是南京被清军攻克，弘光朝灰飞烟灭。
清廷认为左团长一行已失去效忠的对象，特设“太平宴”，请左团长参加，作最后劝降的努力！
但左团长意志已定，再次严拒。
清廷改劝降为迫降，将左团长关进水牢，妄图以冰冷、潮湿、饥饿为武器迫使其“回心转意、弃暗投明”。
七天后，被提出水牢的左团长依然是：“我志已决，为国殉死之心，皎然如日月经天！”
六月十九日，无计可施的清廷将左懋第团长杀害于菜市口，一同被杀的还有使团随员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
左懋第，山东莱阳人，死时，年仅45岁，余者生平籍贯均不详。
在明末汉族反抗外族侵略以身殉国的烈士中，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们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格力量，却如一盏盏指路的航灯，既照亮了过去，也将照亮了未来！
第十章 夭折的北伐
预备北伐
清廷上演的“扣左放陈”一出戏，制片人是多尔衮同志，导演却是资深潜伏特工——陈洪范。
陈特工之所以这样编导，为的就是把左团长挤出南明使团，好让自己放开手脚，把特务工作进行到底。
现在，如愿以偿的陈特工决心开展第一项特务工作——策反高杰高司令。
在高杰的军营，高司令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