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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无地可耕的农民、中小地主联合起来，采取和平的手段逐级把“上访材料”呈送到多尔衮手里。
为平息民怒，同时也为了解决各旗官兵有了地却没人耕种的烦恼，以“行仁义、救中国”为“己任”的新政府迅速出台了两项“补救措施”。
一是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关部门，凡民间房产因为被满洲圈占，可视其被占耕地的多少、肥瘠程度，在他处速行补给，并保证公平公正，不让百姓吃亏。
话说得冠冕堂皇、天衣无缝，但这里不是在人少地多满洲，；而是在人口稠密华北平原，耕地在明朝中期就已被开发殆尽，所以在政策的落实中，各地官员只能从各县边远地区的荒山滩涂中划出一些“薄地”来，象征性地对失地居民进行补偿。
二是发布“投充”令，新政府为解决“汉族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鼓励他们投入到各旗下，以奴仆身份来耕种自己曾洒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地。
在“投充”令下，大量的汉族农民倒是了有地耕，不流浪了。但第二天睁眼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变了，以往好歹还是可以自由迁移的佃农，和田主是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走。而现在乃至以后，自己及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投充”令都骂娘的，一些脑瓜子转得特别快的地主发现了“投充”一个特殊的好处——偷税漏税。
这些地主和旗人们达成“秘密协议”，带着自己的地投向旗人的门下，虽然地还是自己的，但却不用再向国家交税了，另还能拉虎皮扯大旗，借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何乐而不为？
这下该轮到多尔衮傻眼了，于是他紧急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宣布“投充”一事，永行停止。
但这项禁令只管住了普通旗人，旗人中的勋贵、王爷等特权阶层，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吸纳了大量的“投充”民户，成立“个人农庄”，并委派汉人中的强悍奸滑之徒担任“庄头”，对投充户进行集约化管理，集体化生产，反映清朝社会风貌的小说——《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这样一个厉害角色！
如果说“投充”似乎还有一点点“喜剧色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四个恶政——缉捕逃人法，则完全渗透了汉族百姓的血和泪。
了解缉捕逃人法，先得明白一个名词——逃人。
逃人，简单来说，就是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当奴隶，想方设法逃出来的人。
这些人，原来是明朝辽东、河北、山东的普通百姓，在后金侵占辽东、五次进掠内地及征大顺伐南明时，被俘获并送到旗人的庄园中，作为奴隶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人数有40万之多。
在八旗军四出打仗后，大批旗人也随军出征，旗人庄园管理放松。有些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的“奴隶”，纷纷找机会逃亡，逃人问题由此产生。
仅1644年一年，就有四到五万名“汉人奴隶”成功从旗人的庄园中逃出。当逃人问题已严重威胁到满洲旗内各级人等的“生产生活”时，严厉的“缉捕逃人法”就在新政府的手中应运而生。
逃人们胜利脱离魔窟后，必然是只能靠投亲靠友才能活下去，这样，“缉捕逃人法”就涉及到两个犯罪主体——逃人及收留逃人的窝主。
在“缉捕逃人法”中，逃人是作为旗人的“特殊财产”出现在法律的客体中的，旗人们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所以，“缉捕逃人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案件判决量刑时，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逃人第一次逃被抓，第二次逃被抓，都是被暴打一顿鞭子后发还原主，继续接受劳改，直到第三次逃被抓，才是被处以绞刑；而窝主则是一旦牵连被抓，废话不说，直接砍头，并且不但窝主本人被杀，窝主的一家及左邻右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但即使这样，逃人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新政府就把缉拿逃人作为本届政府施政的第一要务。不但在中央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逃人的追捕审理，而且在地方也把缉捕逃人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数万逃人的背后必然会牵扯出数十万的窝主。数十万汉人血泪交加的痛苦，与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得意，形成了清初一道“沉重”的风景线。
逃人与窝主的痛苦，也深深刺痛新政府中汉族官员的心。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给了这些汉官为民鼓与呼的勇气。他们不断长篇累牍地上书，向摄政王多尔衮倾诉汉族百姓的心声，希望新政府能“以人为本”，适当减轻逃人法的惩罚标准。
但所有的上书最终换来了多尔衮一通怒气冲冲的斥责：“你们这些汉官，就知道对逃人一事各执偏见，全然不知国家的大政方针，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受累，流的不过是汗，而旗人为国打仗牺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没有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那有旗人为你们玩命，当年老朱家的王爷们鱼肉百姓时，何曾见你们打抱不平；当年李自成杀人放火时，何曾见你们出手相助。正是我们旗人来了，才改变了这一切，为你们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生活安宁。人，贵在知足，贵在感恩！”
发过脾气后，“缉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来，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窝主被抓被杀，但，汉人奴隶的逃亡仍然是有增无减。
前面说的这四条恶政虽然可恶，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仅涉及辽东、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而下面的这一条恶政，却危害到整个的汉族地区。在这条恶政下，数千万人不屈抗争，数百万人人头落地；在这条恶政下，多尔衮及顺治帝，都终其一生，也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
这条恶政就是——剃发易服。
这条恶政，源渊流长，早在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就规定其占领区的汉人必须在发饰和衣服上和满人看齐，男子剃去头顶四周的头发，梳起金钱鼠尾的发式；脱掉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对襟窄袖的满装，女子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并把此规定上升到汉人是否真心归顺后金政权的政冶高度，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
皇太极时代，后金虽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大力推行汉化，但仍坚持剃发与满服这两项基本原则不变。
为何要坚持这一形式上的底线，这是因为在皇太极的心中，有三个这样的“特别情结”。
一、“我爱我族”的情节。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太极内心深处，自然有着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汉族虽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但在服装发饰方面，满族则是更“先进”的。它简洁、明快、实用、精干，让满族的男儿们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盘马弯刀、挽弓骑射，尽显英雄豪姿。皇太极希望随着征服战争的进行，这种引以为豪的民族情感会随之“发扬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二、防止全部汉化，保持本民族纯洁性的情节。在皇太极执政后，曾组织后金的“文化人”翻译了汉族的二十二史，其中与满族“惺惺相惜”的辽金蒙古史成为皇太极经常翻阅的“历史教科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书中皇太极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因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结果在“全盘汉化”之日，也就是“整个民族消亡”之时，对此，被征服的汉人也曾说过这样的“名族名言”——“胡虏无百年之运”。
三、满族统冶长久的情节。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对于满人来说，可以时时牢记自己是一个“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发奋努力、自强不息，永远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优越地位；对于汉人来说，也可以处处不忘本民族是一个被统治民族，应时刻谨言慎行、低眉顺目，对满人但存恭顺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后金——大清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多尔衮虽然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却深深受这三个情节的影响，以至于对“剃发易服”始终情有独钟。
在他最初入关进京后，就曾迫不及待地下过剃发令。但鉴于京城99。9％汉族居民的通力反对，立足未稳的多尔衮只得暂时收回了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随着灭顺亡明一系列胜利的到来，多尔衮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复活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叫孙之獬的汉官跑来为多尔衮给力加油。
孙之獬，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多年儒家经典的教育并没有给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投靠魏忠贤、贪污索贿，让这家伙政治上沾满污秽，经济上充斥肮脏。
但这家伙风向标转换特快，在多尔衮刚进京后就首先摇尾乞降，以此原因顺利当上了新政府的礼部侍郎。
但还想继续进步的孙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没有能力为新政府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时，剑走偏锋，率先领家人“剃发易服”。
但“剃发易服”后的侍郎大人立刻发现自己变成了朝堂上的“蝙蝠”——满族大臣不让他站满班，汉族大臣不让他站汉班。
在满汉大臣哄笑中出尽洋相的孙侍郎马上写了一道奏章，指出在全国实行“剃发易服”的必要性。
深受鼓舞的多尔衮终于在1645年的六月底下达政府令，要求全国男性公民在法令下达十日之内一律剃发，而后易服！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多五条”恶政的危害程度，就会发现，前四条危害了公民的财产、自由及生命，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而第五条，仅侵犯了公民一部分表象权利。就其危害性而言，似乎应远远小于前四条。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说明我们还是不了解自已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轻生死重大义”的气节，在五千年的民族史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基因已深深沉淀于民族的血脉深处。
凭着这股气节，我们的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闯过“五胡乱华”的动荡，越过“辽金蒙元”的杀伐，几度跌倒，又几度爬起，终于迎来了隋唐的辉煌，宋明的繁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固执己见的习俗，这其中，包含着恭孝、仁爱以及尊严。
这种习俗，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主动地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不是暴力对文明、征服对奴役！汉族的历史上，不是也曾发生过“胡服骑射”的故事吗？
而“剃发易服”，却并非另一场“胡服骑射”的变革，它对于每个汉族人而言，不啻于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侮辱；对于整个汉族而言，不啻于一种精神力量的阉割。
清代替明，爱新觉罗氏代替朱氏，这仅仅是国家的兴亡变迁。顾炎武老夫子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需要负责的，只不过一小撮享尽荣华富贵的特权阶层而已！
而“剃发易服”却是在亡汉族的天下了，顾炎武老夫子也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需要负责的，则是全体汉家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