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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路是“东进广东”，同郑成功会师于岭南大地，尔后利用广东的财力（广东的财赋约为广西的十倍）及人力（广东境内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在坚持战斗），出师北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由南向北、收复失地。这条道路，风险虽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远”的理想再加上对郑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郑成功建立了联系，多次给其写信，把自己进攻广东的计划，与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动交流。
在得到郑成功的承诺后，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先占领了战略重镇梧州，接着师出广东。
3月14日他指挥军队，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25日进抵永历王朝的“废都”————肇庆。
正如李定国判断的那样，经过“岭南三忠”与“反正起义”革命教育过的广东人民，政治思想觉悟贼高。
当李定国进粤后，广东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义师纷纷云集响应，攻城夺地，主动配合他的进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李成栋反正，1650年见李大势己去，便转而叛投清方，属于一个立场不太坚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对这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家伙，都不会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广东局势稳定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赣副将刘伯禄出任潮州总兵，而把郝尚久拨拉到一边，降格为有名无实的广东水师副将。
咽不下这口恶气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干，在拒不听调的同时，开始积极为再次反水作淮备。
在得知李定国挺进广东后，郝尚久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开反清。并自封为大明永泰侯，改元为永历七年，下令全城割辫裹网，再着汉装。
郝尚久起义后，自知单凭本部兵力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全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于是在加强潮州防务的同时，不断遣使，呼吁郑成功看在“同保大明”的情义上，派兵西进。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广东的尚可喜，马上会和死去的孔有德——“泉台相会”。
但郑成功对郝尚久数次的“紧急呼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概以沉默待之。
而与此同时，李定国对肇庆的“攻坚战”，也进行得异常不顺利！
“攻坚战”自3月26日开始，李定国先是架云梯强攻，后是用挖地道突进，但在“城高池深人顽固”的肇庆面前，均无果而终！
就在这时，深知肇庆断不可失的尚可喜，已亲率广州所能调动的军队，倾巢出动，赶到肇庆。
李定国同志的兵力，已不再占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坚信郑成功言必行、行必果，“思想单纯”的李定国，仍然留下来，继续与尚可喜苦苦相持。
但在他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漫长的等待后，仍没有盼来郑成功的一兵一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下达了全线撤退令。
在李定国撤回广西后，孤立无援的潮州，最终在这年的9月14日，被清军攻破。
郝尚久同志，已没有再做“汉奸”的资格和打算，在城破之际，与其子郝尧双双自杀，终于成仁成功地上升为一名合格的“大明英烈”。
李定国同志第一次进攻广东，就这样在郑成功的默不作声中，黯然收场！
“跌倒了，爬起来，擦掉泪，接着干”，李定国同志在第一次入粤作战受挫后，并末灰心丧气，转而在次年，重振兵马，再度发动对广东的进攻！
与上次进攻不同的是，他的这一次进攻，得到了其上级领导永历皇帝的大力支持。
早在1653年9月，已决心将钱谦益天才规划付诸实践的永历帝，就派出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广东抗清义师的最高领导人——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
在这道谕旨中，永历帝摒弃了阶级偏见，亲切地把李定国同志尊称为“藩臣定国”，并高度赞扬了他“戳力效忠，誓复旧疆”的行为，请这位仍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连总督，在定国同志出兵之际，给予大力配合！
连城壁同志接旨后，立即亲自跑到义师头领王兴、陈奇策、罗全斌那里，做动员工作，与之约定在1654年3月2日统一集中，配合李定国的广东战役。
在向连总督下旨的同时，永历帝也向郑成功下去了一道道圣旨。
在这些“言辞急切”的圣旨中，永历帝指出了郑成功的两个进军的方向。
一是派“海军”北上，进入长江，以实现与孙可望“长江会师”的计划；一是派“陆军南下”，配合李定国收复广东。
永历帝如此青睐郑成功，是因为此时的郑成功，早己不是当年“毛头小伙”了。几年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中心，抓住李成栋反正后父亲旧部回归的机遇，南征北战、做大做强，已成为一支依次于孙可望“大西明军”的抗清武装。目前在拥兵十万，虎视东南。
对于这两个进军方向，郑成功并无异议，但真正到了出兵之时，郑成功却变得愁肠百结，犹豫不定。
“不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问我有何求？”，郑成功不愿积极出兵的背后，有两个不可言传的因素。
一是郑成功自身的性格因素，郑成功是一个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特殊人才”，具有只愿意做“老大”领导别人，而不愿当“小弟”被别人领导的“特殊禀性”，也没兴趣玩那一套“挟天子令诸侯”的鬼把戏，因此对永历朝廷只愿意保持一种“若即又若离，奉朔不奉诏”的状态。
二是郑有功有一处深深的“心底之痛”，就是他那个“一失足顿成千古恨”的父亲，正被清廷羁押，随时都有被剥夺生命的危险。父子亲情，毕竟血浓于水，这让他处处不得不“投鼠忌器”，时时追求与清政府维持“不降、不和、不绝、不裂”的平衡。
去年他不愿出兵与李定国搞到一块，也不愿伸手拉郝尚久一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外在反应。但今年如何处置，他尚无决断。
恰在这时，清顺冶帝的“安抚”诏书与和谈代表“不期而至”！
在诏书中，顺治帝将前些年对郑芝龙的“虐囚”行为，全都一推六二五地让给了下了地狱的多尔衮，表明自己自亲政以来，对郑家关爱有加，拨乱反正、特事特办，使郑芝龙同志的政治待遇极大改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清方的和谈代表还给他带来了乃父郑芝龙的亲笔书信，在信中，郑芝龙先用亲谊绵绵的话语，回顾了父子恩情，后用大义凛然的口吻，要求郑成功顺天应人，归附大清！
双管齐下，更让郑成功对出兵心猿意马，欲进不能。
见郑成功态度模棱，张名振立刻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愿带本部人马，组成“海上抗清先遣队”，为郑成功开辟北上的“新航道”。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要问了，张名振同志不是鲁王的手下吗？怎么现在会跑到郑成功的地界上来混！
这且听俺慢慢为您道来！
自从鲁监国率部在舟山群岛立足后，清朝的浙闽当局，便如芒刺在背。
但大清的“海军”力量，相当有限，根本无法跨海作战。
清浙闽总督陈锦在望洋兴叹了一阵后，终于想出了两个用之千年而不“褪色”的“阴招”。一招是“渗沙子”，即派遣大量的“优秀谍战人员”，混入岛上，利用大家想回大陆过好日子的普遍心理，拉拢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叛明归清。
在这招诱惑下，舟山佥都（官名，主管监察工作）严我公率众降清。
归降后，想继续进步的严我公，向清廷献上舟山进剿十策，并表示自己愿意身体力行、充当向导！
严我公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多尔衮大加赞赏，亲自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先后两次亲切接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叛徒。
随后，多尔衮授予其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大清钦差大臣之职，专门负责舟山、沙埕等处的招抚工作。
另一招是“挖墙角”，这一招开始是毫无成效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挖墙角的特殊人才”。
但随着严我公这个“抡大铲人才”的加盟，“挖墙角”的工作业绩，便结束了“零”的历史，由无到有，由少到多。
个人表现欲极强的严我公，利用自已的关系网，不到半年，就陆续挖到鲁监国旗下的开远侯吴凯、义安伯顾奇勋、开平将军姜君献、总兵陈德芝等大小干部，可谓有大有小、有整有零。
多尔衮对严我公“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很配合。
他对这些被挖来的“墙角们”，不但赏赐了大量财物，而且还推出“对等封官”特别政策，原在“那边”为侯，“这边”也封侯；原在“那边”为将，“这边”也封将。
这“不拘一格、小才大用”的做法，搞得“墙角们”爽歪歪，搞得大清“原生态的官员”是歪歪操，私下里大加感慨，真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
在“墙角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墙角们”半推半就地被挖，鲁监国的大厦底层，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但光这两“阴招”，还不足以让鲁监国这座“神圣而庄严”的大厦，轰然倒地。
给大厦致命一击的，是张名振和王朝先的“火并”。
在现在舟山鲁监国的干部系统中，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旧”与“新”两派。
张名振是鞍前马后跟随鲁监国奋斗多年的“资深粉丝”，当然成为“旧派”的核心；王朝先当年不但剥夺了黄斌卿的性命，还吞并了他的人马，自然成为“新派”的领导。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在用人问题上，鲁监国更倾向于用“旧”不用“新”，这就让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态大为失衡，不满情绪如野草疯长。
觉察到“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张名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651年2月的一个清晨，将睡意朦胧王朝先斩杀于卧室之中。
见领导被宰，相当多“新派”们愤愤不平、怨恨难消，于是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带领下，集体降清！
至此，舟山群岛对清朝己无任何秘密可言。
认为时机业已成熟的多尔衮，在1651年6月从江苏、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组成“海陆联合兵团”，由浙闽总督陈锦率领，准备向舟山发动大规模的登岛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敌当前之际，鲁监国决定玩一回“围魏救赵”，他利用“海军优势”，组织主力军队千里跃进，计划直扑兵力空虚的南京，并想以此迫使清军从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歼灭之。
但“魏”未围，“赵”先失，就在鲁监国北上之际，清军趁着一次大雾弥漫的机会，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引导下，成功夺取舟山群岛。
舟山一失，“无家可归”的鲁监国，只得率张名振等部属南下，跑到厦门郑成功这里来认“干亲”。
郑成功以宗室之礼与鲁监国相见后，以自己现在奉永历正朔，不便“立场混淆”，将其晾在一边。
而对鲁监国带来的军队，郑成功却如见至宝，尽量“鲸吞蚕食之”。
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