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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鳞苍龙、落毛凤凰”的鲁监国,只得面对现实,在1652年3月,宣布放弃监国名号,承认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至此,南明终于告别了“双日临空”的不正常局面。
张名振虽然改换门庭,但心中的复明之火,还是熊熊不息的。
这次主动清缨,其意可现、其志可嘉!郑成功虽不欣然,却也同意,并为其提供了物资,加派了兵马。
1653年10月,在风号浪吼、白浪滔天中,张名振率数千部下扬帆起锚,慷慨北上。
他们先到达了上海的崇明岛,在该岛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摆出一副“高筑墙、广集粮、常相驻”的架式。
以崇明岛为前进基地,张名振开始他三入长江的艰难历程。
张名振的率兵北上,实际揭开了明清最后一次生死大会战的序幕,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一方面军吧!
在不久后的1654年2月,李定国也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誓师东征,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二方面军吧!
此次出征,李定国同志是精心筹划,志在必得。不但配备了大象、铳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征购了门板、火药、铅铁等大量作战物资。
因连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时起,第二方面军就在人员、情报上,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配合。
这使第二方面军,一路上斩将搴旗、凯歌行进。取横州(今广西横县),克廉州(今广西合浦),下高州(今广东茂名),降雷州,几乎入无人之境。
在李定国凌厉的刀锋面前,尚可喜、耿继茂及广东督抚很是知趣,慌乱地放弃广东大部分地盘,把各地军队撤到广州地区,准备攥紧拳头后,才和明军较量一番。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定国,深知单纯依靠自已手中的这点兵,完全打下全广东,实属难做之举。因此,他还是把联合郑成功,同取广东,定成了这次克敌制胜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一、他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将会有佳音频传;二、他将进军广东的潮州惠州,以作牵制。
送走明使后,郑成功终于“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着大清“海澄公”这张未到期的“承兑汇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这两个地方的粮食,“支走”不少。
这也算他在这次明清大会战中,做出的一点唯一贡献吧!
在李定国收到郑成功回信的时侯,新会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的会战中,因为李定国病重,未能亲临前线。仗主要是其部将吴子圣,领着广东义师来打的,效果吗?——旷费时日,劳而无功!
这里面,虽然有吴子圣指挥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廷“权力下放,让惠于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内部,打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轻了国家兴亡,而始终将维护自身荣华富贵,放在首位,坚决抗拒大明的“光复大业”的实施!
坚守新会的清朝官员,就是一群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新会城打不下来,又收到郑成功这样一封敷衍塞责的信,李定国的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则,并直截了当指出“当今之急务,应全力会师新会,收复广东”。
长信发出后,唯恐话未说尽的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加写了一封意辞恳切的短笺,指出“圣跸艰危,不言而喻,请贵爵出兵相应,若出兵晚于10月15日(注意这个日期),则无济于事也!”
因有被对方“放过一次鸽子”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长信短笺发出后,放不下心来的李定国,只得扶病南下,亲自指挥新会战役。
他先派陈奇策率所部水师进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
这样一来,明军既控制了广州的出海口,又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江门一失,广州便有了一种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继茂见无法再做缩头乌皂,只得手拉手地领着军队,在9月12日赶到江门,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但鉴于定国兄过于生猛,两王也不敢继续向前推进,只得呆在江门,一面对着李定国虚张声势,一面对着清廷求助请援!
这就让新会的清军,陷入了特别“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但铁了心与李定国对抗到底的守军,早已将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将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内。完全采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蛮守城法。
军粮吃光了,就吃民粮;民粮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连新会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等社会知名人士,都成了守军的“砧上肉、腹中食”。
恶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军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非战斗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士气大受影响。
攻守双方的战力,在12月来临之际,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清廷派出的满汉援军,终于在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的率领下,姗姗而至!
清军到达后,尚耿两藩王的军队,终于敢“狗仗狗势”。在12月14日这天,向李定国的明军,发动了总攻。
经过四天四夜的决战,明军全线崩溃,“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
持续半年的新会会战,最终以南明的失败而告终!
会战失败后,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广东光复的各州县,转而复失;广东起义的义师,转而复败。
撤出广东时,沿途六七十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百姓,跟随明军一起撤退。
望着绵延百里的难民队伍,曾经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国,想着两攻广东,两次惨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会战失败
就在新会会战吃紧之际,郑成功同志终于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约”的背后,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目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和谈中,饱尝甜头的郑成功,对清廷要价,越来越高。
在地盘上,他的要求,已由驻军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驻军全福建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
甚至,他还提出一项让清廷“极其恼火”的条件——参照朝鲜模式,他和他的官员和军队,对清只称臣,不剃发!
为让在谈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郑成功考虑再三后,“煞有其事”地派出军队,开赴广东,淮备通过搞一次“武装游行”,向清廷来一个“精神恐吓”。
既然出兵是一个“形象动作”,那就得派一个颇为特殊的人员,来作统帅。
这个特殊统帅,就是“内战内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领着绍武军,打败永历军的,就是这位爷!
用这样一个有“特别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郑成功之心,可谓良苦。
深谙郑成功内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扬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国曾一再提醒过郑成功一个日子——10月15日。
为什么李定国对这个日子,分外敏感?
这是因为在这天后,海面上将由刮北风转为刮南风,这在明末的帆船时代,将使南行船只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舰队,就在这种南风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达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后,林察才向内河转进,终于在新会决战开始的12月14日,在大鹏所与陈奇策率领的一支水师,胜利会师。
他们会师的地点,距新会不过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完全可以朝发而午至!
如果这支三万人的生军力投入战场,战争究竟鹿死谁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将军格鲁希一样,决战当口,林察却“不可思议”地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数日。
胜利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停留中,不可逆转地逝去了。由卝纹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
得知李定国战败西撤的信息后,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与清军“亲密接触”。
在碧波荡漾的海上,郑军不战不进地呆了数月后,最终在1655年5月,返回厦门。
在返回厦门后,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观望而回”,受到郑成功降级处分,结果仅此而已!
就在李定国战败西撤时,清廷以郑成功“词语悖妄、肆无忌惮”为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终止与郑成功一切和谈,即时发兵扑剿。”
接着,顺冶帝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辉等,统兵赶赴福建,发誓要将“屡抗天命”的郑成功,赶到海里喂鱼。
既然要打仗了,作为谈判工具的郑芝龙,顿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