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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川总督李国英带着川、陕、豫三省的军队约五万人，向西边进攻；湖广提督董学礼领着楚军三万，向东边进攻。
在出征前，李国英照例发了一通招降书，无非是宣扬永历帝、李定国、郑成功已死，余部己降，天下大势已定。请夔东的各位，认清形势，自动归降。
招降书如果没有武装配合，是很难奏效的。1663年春节，诚心不想让大家欢渡佳节的李国英，督促部下对夔东边上的大昌县发动了“小偷式”地进攻，把驻该县的袁宗第赶了出去，还顺手牵羊地收降了贺珍的“鼠子”贺道宁。
收取了大昌后，他又向下一个目标——茶园坪，发动了进攻。
撤到茶园坪的袁宗第，手里只有五千人，根本抵挡不住李国英五万人的进攻。结果，茶园坪失守，明军损失过半，袁宗第带着残兵趁夜色跳崖逃跑，赶去和郝永忠会合。
李国英抵茶园坪后，发现这里存粮不多，加上自已的粮草也所携有限，只得乖乖地停下来等待粮草，这就给了明军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找到郝永忠的袁宗第马上发现，没有最惨，只有更惨，老郝同志在清军忽袭下，把经营了十二年的房县也丢了。
两人一核计，便一起来找十三家势力最大的刘体纯。
刘体纯的头脑比这两位好使，认为在清军两路进攻的情况，应该先集中力量打其一路。
袁郝两人也深表赞成，于是他们跑到东边的兴县来找李来亨，商量联合起来，共揍来自湖广的董学礼。
作为湖广清军进攻夔东的跳板，兴县正承受着清军攻击的巨大压力，因此对兄弟们这种“雪中送炭”的援助，热烈欢迎，忙杀猪备酒，犒劳三军。
酒足肉饱的明军如蛟龙出海、锐气重生。在7月23日的东线反击战中，把三万湖广清军打得抱头鼠窜，一直让其逃回了宜昌才敢收住脚步。
东线大捷后，李刘郝袁四人联合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等，组成五万联军，去西边攻打李国英驻扎巫山县城。
自茶园坪战役后，到了巫山县的李国英也一刻没闲着，除了修补城墙、补充粮草外，还把和夔、建昌、遵义、永宁的清军陆师和谭诣、谭弘的水师也统统调来了，准备在这里和明军决一雌雄。
8月24日，巫山攻防战打响，弹丸之地的小城内外，一时间聚集了十多万的人马在拼命厮杀！
大战之中，身为总督的李国英也颇会作秀，除了到处张贴赏罚公告、连哄带吓外，还随身带了一把小刀，表示一旦城破，将与“诸公同死”。
但他也知道，作秀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打败城外的数万明军，还得另谋他法。
通过几天的侦查，他发现了明军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粮道单一、疏于防范。
这老小子马上派出一批“特种部队”，截杀了明军正在运粮的后勤部队，还坏事做尽地把运粮的浮桥砍断。
忽视了后勤保障的明军，马上就尝到饥肠辘辘的感觉。
9月7日，见时机已到，清军主动出城，在黎明时分，向明军发动了进攻。
早已羸弱不振的明军，根本经不住这暴风骤雨般攻击，在损失了七千多人后，惶乱撤退。
巫山战役是个转折点，自这场战役后，明军丧失了进攻的主动权，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得知巫山大捷闻讯的清廷，决定“绵上添朵花”，分别从北京、西安各抽调了一万“正宗满军”，赶到夔东助战。
到了1663年1月，这一地区已集中了十多万的满汉大军，另有临近数省的近百万民夫提供后勤支援。
战争变得越不越不对等，明军这方，地盘越打越小，物资越打越光，人马越打越少。
到了12月23日，清军已攻占了刘体纯重要据点——老木崆。
见无力回天，刘体纯便“引刀成一快，不负大明头”。
刘体纯是大顺军的第二代将领，生前其“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他自杀殉国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的百姓闻之，无不伤心落泪。
李国英为收买军心民心，马上将刘厚葬之，并亲临祭奠。
李国英的“仁义”行径，让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明军将领们，心生摇曳。王光兴、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先后偷偷摸摸地向这位四川总督递上了降表。
为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李国英对这些自动上门的货色，心虽卑视，但却一一笑纳！
在姚雪垠著的《李自成》中大名鼎鼎，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郝永忠（即郝摇旗）、袁宗第，现在也走到了英雄末路。在清军封锁加进攻的双重打击下，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
最终，在黄草坪保卫战中，他俩双双受伤被俘！
对于不屈而死者可以厚葬，但对不屈而俘者只能消灭。不久，郝袁两人被杀害于巫山县城。
到了1664年春，整个的夔东十三家，仅剩下了兴县的李来亨。
李来亨，李过（曾被改名李赤心）之子，李自成之堂孙，是在大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童子军”。
在十三家非死即降的情况下，他将粮草全部集中到兴县境内的茅麓山上，准备做最后的抗争！
初来乍到的“正宗满军”，不知深浅，很想露几手给汉兵显摆显摆，率先发动了进攻。
结果，被凭险据守的明军迎头痛击，“正宗满军”们不是中箭身亡，就是坠崖落涧，主帅穆里玛的三儿子都被打死。
伤心透顶的穆里玛，立刻改让汉兵们在前头冲锋陷阵，满兵们在后面“监督指导”。
汉兵们自然也不犯傻，打仗只挥刀，上阵仅呐喊，出工不出力，仗打了半月，毫无进展。
李国英、穆里玛这些决策者见此，决定采用一个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长期围困，来解决茅麓山的攻取问题。
于是，清军上下，加上“支前”的民夫，统统改行，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拉动大清GDP增长。
他们依山就势，修建木城，把个周长150多里的茅麓山，如木桶般地箍了起来。
木城的修建，共分三道工序。第一道：打桩，树起了间距不到20厘米的梅花桩；第二道：挖壕，在桩后挖宽深各近3米的壕沟；第三道：修城，把壕里挖出来的土，加上山上炸出来的石头，修成高5米、宽1。5米的长墙，墙后筑成一座座小城。城中驻军，昼夜巡视，进行24小时的严防死守。
也就是说，明军要攻破这些大大小小的木城，就必须一气呵成地完成三道工序——破桩、填壕、攻城，难度并不亚于当年攻打荆州城。
该木城工程历时数月，耗工百万。建成后，让围在里面的明军，粮草有耗无补、求战有应无答。
李来亨剩下的唯一的求生途径，就是突围。
他亲自带着明军，在六月份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突围，但都是无功而回。
8月4日，得知明军己经断粮后，清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眼见早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手下，不断被士腾马饱的清军残杀。李来亨知道，最后了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带着全家老小，举着一面大明龙旗，平静地走上了一座早就堆满干柴的烽火台上。
在清军疯狂的叫嚣中，他从容地点着了脚下的干柴。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他、全家及这面大明龙旗化为灰烬！
这是大陆最后飘扬的一面大明龙旗，270多年前，这面旗帜从准河两岸升起，代表了一个民族坚强不屈、反抗外侮的心声。
今天，这面旗帜，又在湖北的大山中降下，代表的，依然是一个民族同样的心声。
伴随着这面旗帜的降下，明军在大陆地区有组织的抗清战争，全部完结。
但反抗的种子不会永远枯萎，只会暂时埋于地下，等待破土而出的阳光。
在围剿中少数幸存下来的明军，与当地的山民，融为一体，自耕自食、生生息息。
在这种平凡无奇的岁月中，他们将自已心中的英雄故事，从陕北起兵到江准纵横，再到夔东抗争，编成评书，口口相诵、代代相传。
132年后，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英勇的子孙，终于用“白莲教”这一独特的形式，再一次揭开了汉民族大规模反清斗争的序曲。
反抗与认同
1662年11月，听到45岁的鲁监国因“中痰（哮喘）”离世的消息，在浙江临门的张煌言，彻底失望。
当他在长江之役失败，跋涉千里，历时半载，辗转返回浙东沿海时，他没有失望。
因为没失望，他一面重整军队，一面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总结经验教训。
在郑成功执意要收复台湾时，他写信反对，指出台湾距下陆较远，复台之后，政权必偏居一隅，让大陆人民寒心！
但反对无效，郑成功依然率主力扬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着在1662年的春夏之际，他陆续听到了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一个个伤逝而去，他失望了。
后来，他曾联络东南沿海一些忠于明室的“海上诸臣”，上书郑经，请他尊在金门做“寓公”的朱以海为帝，以继明脉。
但另有所想的郑经，做的只是继续延续永历的年号，而立更年轻、更听话的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醍醐灌顶，转而更全面地观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发现“古往今来，何代无废兴”，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在旧朝崩塌的废墟上，新朝将可以吸取旧朝的教训，利用旧朝的资源，再建一个强盛的新朝。
而现实上，现在的新朝也这样做了。
旧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称王作公的子孙们，曾霸占了全国10％的耕地，如今，这些子孙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们霸占的土地，实际到了以往耕种的小佃农手中。
新朝“顺应民意”，宣布这些耕地，全部“更名”为这些小佃农所有。
在内战中，生灵涂炭，百不余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现在，新朝正从湖广、两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组织人力，移民屯垦。
“有恒产必有恒心”，有了土地的幸存之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
更往远看，原来的困扰旧朝百年的北部边疆的问题，随着满蒙汉的“合三为一”，消于无形。
阻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一道摆在那里让人凭吊的“风景名胜”。
这是崇祯朝做不到的，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这也是永历朝做不到的。
这也许是民众在经过反反复复、挣挣扎扎、踉踉跄跄的抉择，最后认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大度而坦然！
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礼遇旧朝的君臣，照顾旧朝的宗室，则能让天下的忠义之士，抚慰故国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诚如此，则一个“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他这样说，是在承认新朝的胜利，但并不表示自己，将向这个新朝“摇尾乞降”，尽管新朝中已多次对其开出优厚归降条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这样“反抗”下去，他认为多年的反抗斗争，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认可了旧朝中的积极的因素，并一一吸纳。
这种反抗，也使新朝认识了基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在制定新政策时，考虑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