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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而言，分明是永无出头之日。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强烈愿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所以，当秦末、元末农民造反的风暴掀起来时，知识分子就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地入股农民起义，以推翻现存的，让知识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王朝。秦末，张良、萧何、陈平、韩信、范增、郦食其、陆贾；元末，李善长、刘基、宋廉、杨宪、章溢、叶琛等大知识分子纷纷“毛遂自荐”地跑到农民造反领袖的麾下效力，在他们的“名人效应”带动下，成千上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中来，并在其间起了三大作用：1、为农民造反及后来的建设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到张良这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特殊的“万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县一域的“百里之才”，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后顺利转轨为建设新国家的各级社会管理官员，使农民政权由短暂存在“武政府”转身变为长久发展“文政府”。
2、以吸纳古今、博取众长的知识，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知识结构，使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领袖们知识含量大幅提升，视野大幅开阔。知识的增加必然会影响领袖们的思维、决策，从而也为农民起义提供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元末老知识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3、为整个社会提供有利于新政权的舆论导向。“士为民之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引导舆论导向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将会使农民造反运动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强。
这就是知识分子加盟造反运动后的作用，正因为这些作用，使刘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机遇。
反观那些失败的农民造反运动，小的不说了，大的如张角、黄巢，及本文讨论的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义队伍的机遇。在这四位同志起义时，知识分子有了通过保举或科举能大规模参与原政权建设的路径，当然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弃安取危地加盟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事业。
相反，大量的知识分子在造反事业初起时，出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目的，往往会站在造反者的对立面——政府那边去，成为反对造反，镇压造反的生力军。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大明体制下，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明朝不但恢复了科举，甚至连举人都有了做官的资格，还创建了大量的学校，上学的知识分子不但自己有些工资挣，而且家属还能跟着有补助。这项“助学兴教”的国策与明朝相始终，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主动投奔闯王造反，不是牛金星那种因官司丢了“举人”功名的主，就是小时候被门夹过，属严重政治脑残的“怪异人士”。
这样细细想来，李自成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落了个“粗人造反，廿年不成”就不为怪了。他刚开始造反时，大明的知识分子视其为“洪水猛兽”，惟恐避之而不及，即使后来眼看大明政府将要倒台，大顺政府像一轮“红太阳”冉冉升起时，知识分子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但在随后，李自成也一直拿不出吸引知识分子加盟的“优惠政策”来，而“追赃助饷”中，有些资产的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成为被无情剥夺的目标。因此，从李自成整个造反事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明的知识分子是一贯与之对抗到底的，水火不融的，更不要说参加协助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李自成的人才库里，只有众多打打杀杀的军事人才，却不见众多治国安邦的政治及社会管理人才（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算大顺集团有些名气的文治人才，但这三位与萧何、李善长等人才相比，太小巫见大巫了！）。
没后一类人才的支撑，我们就发现李自成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完善的国家政权机构来管理得到的人民和地盘，也就无法给人民以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社会依然在痛苦中呻吟和期待。
另外，在大的决策方面，没有知识分子这些有头有脑的人来提合理化建议，终究顾此失彼、失误多多。
看来，出来混，最怕的就是没赶上好时光啊！
把李自成赶下岗的多尔衮呢，则幸运多了，因为李自成帮他把知识分子效忠的对象搞掉了，知识分子转而去找新的效忠对象了。多尔衮也紧握机遇，快快地编了个套，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套了进来。这一套，也套出了大清267年的江山。
“知识分子加盟是造反成功必备条件”这一定律也可验证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也能在农民造反的基础上建立，因为领导农民造反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引进先进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团结工农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在她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但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加入，而且更有数以百万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呢！
大顺朝的那些事就说到这里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在各位英雄的推动下还在不舍昼夜地前行，南明，登场吧！
第四章 弘光继位
帝位候选人
之所以现在才写到南明真正的历史，是因为本人叙事能力有限，只能用“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传统方法，先把大顺的事说完再说南明的事，很对不住大家。来，继续！
1644年3月1日夜，大顺军占领大明首都北京，崇祯自尽！（专业用语：驾崩）
北京城成了大顺的天下，标志着大明中央政府的完蛋，但这并不表示，大明王朝就此终结。
在我国历史上，当一个政权的中央政府被推翻后，其“残余势力”换个地方，再搞出一个新政府，继渎打着老旗号，来延续旧王朝的存在，也是屡见不鲜的。汉族王朝的典型代表是东晋和南宋，少数民族王朝典型代表是西辽和北元。
而现在放眼大明的江山，虽然中原和西北已经“糜烂”，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仍处于大明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而且，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国民生产水平居世界前列，还没有被“下岗农民”捣乱破坏。
更让人安慰的是，当年明成祖北迁时，一为了不影响老爹朱元璋在天上的“情绪”，二为了照顾子孙万一那一天在北方混不下去了，跑回老家南京来还有条退路，所以就把南京当作大明的“留都”保存至今。
要说我国有两个以上都城的王朝也不少，唐朝就有三都，西安、洛阳、太原；辽朝更绝，有五都，临潢、大定、北京、大同、辽阳。
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和这些都城相比，还是有些区别的，不但一直保留了六部，而且还保留了都察院等一整套和北京相对应的中央班子，连名称也特别，南京所在的省不叫现在的江苏，而叫“南直隶”。
当然，与“第一首都”北京相比，南京的六部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称为“吏隐”（相当于现在的巡视员），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和北京相对应衙门的官员是一样的。
凡事都有特例，在南京还是有一些实权部门的，最主要的实权部门有三个：南京兵部尚书、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按理说，两京制应该是个好制度，但倔强而又小心眼子的崇祯帝愣是没有利用，两次南迁留都的大好机会白白错过，导致了3月18日夜的煤山自缢，直让九泉之下的朱棣老老老爷爷捶胸跺足，大呼：“孺子不可教也。”
“前师不忘，后事之师”，后来的清朝皇帝就聪明多了，纯粹不以首都得失为怀，英法联军来了就放弃北京去“北狩”，八国联军来了又放弃北京去“西巡”，结果仍然还可以回过头来大大方方地重整河山，又嬴得王朝几十年的生存。
好了，题外话打位，继续说事。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大明中央政府的一切政令就无法发出了，南京的各位“高干”们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勤王”的诏书后就再也收不到邸报了，这让各位“高干”越来越感到不安。
局势的骤变把南部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史可法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史部长个人履历如下：
史可法、男、1601年生，字道邻，汉族，祥符人（今河南开封），为“东林泰斗”左光斗的学生，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崇祯十年（1637），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1641）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在史部长43年的人生中，最突出的光辉事迹是一、雪夜苦读，庙遇左光斗；二、乔装改扮，探蓝左恩师；三、西安赈灾，廉洁无所取；四、巡抚安徽，领兵苦剿“匪”。而从这些履历里，可以看出史大人是一个工作勤奋、尽职尽责、清正廉洁、有所作为的学者型领导。
四月一日，史部长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倡议书，七日，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两天后，他又误听了一个的消息，崇祯帝己乘舟由海逍南下，太子也从小路得以逃出。史部长立即将此信息对外公布，南京留守“高干”们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但第二天就传来了崇祯帝煤山自尽的消息，并且，这一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予以证实。
皇帝死了，中央政府完了，经历了忽喜忽悲的“高干”们顿时醒悟过来，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象“土木之变”后一样，重新选出一位新皇帝，这样，大明才能“续统”，大家才能继续打工当“干部”。
新皇帝的法定继承人自然是太子，但悲惨的现实是：不但太子，而且崇祯帝的其它两个宝贝儿子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不过，不要紧，大明自建国以来，朱元璋同志大力发扬多生快生的革命干劲，已使朱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目前的统计是：朱氏子孙己达八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但大明好歹还是法制社会，不是这八万子孙都有皇位继承权的，皇位继承法那可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早在两百多年前，先知先觉的朱元璋早已为大明帝位的选举及继承制度确立了永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
原则一、有嫡立嫡，即皇后生的首个男性公民，不论其在皇帝的儿子中排行老几，即有当皇帝的权力，“残疾老青年”朱高炽即以此原则登上皇帝宝座。
原则二、无嫡立长，即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由皇帝的长子继承皇位。“大明第一懒皇帝”朱翊钧即沾此原则之光荣登大位。
原则三、兄终弟继，即在现任皇帝驾崩无子的情况下，由皇帝的弟弟继位。十七年前，年仅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