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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焘主动出击柔然，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神鹿加二年（公元429年）。当时朝廷内外重臣都不同意这次军事行动。张渊、徐辩等以天象不利为理由，预言出征柔然必败。支持北伐的汉族大臣崔浩也用天文占卜，逐条反驳张、徐。这时正巧刘宋也准备进犯北魏，拓跋焘当机立断，对大臣们说：“刘宋自顾不暇，北犯构不成大的威胁。即便能来，我们若不先将柔然消灭，也会腹背受敌。”下令发兵征伐柔然。这次出击使柔然大檀措手不及，仓促烧毁帐舍，带着部众向西狂奔。拓跋焘指挥部队，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纵横分兵搜讨其残部。被北魏前后降服的柔然部众有30多万家，掳获的马牛羊达几百万头。敕勒部（高车部）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这些降附的部落都被拓跋焘迁到漠南几千里的边境上，在北魏的军事监督下，从事农耕和畜牧。他们每年向北魏交纳大量贡税，致使北魏毡毛皮货堆积如山，马牛羊的价格也大大跌落。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战争在打退柔然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
神鹿加五年（公元432年），拓跋焘又率军亲征割据辽东、辽西的北燕，瓦解了由北燕控制的大郡，将其3万余户迁到幽州（今北京附近）。太延二年（公元436年），拓跋焘再次出兵北燕，北燕王冯弘逃奔高丽，旋即被杀，北燕灭亡，北魏取得了整个辽河流域。这时，整个黄河流域仅剩了一个割据河西的北凉政权与北魏相持。沮渠蒙逊在位时北凉的势力还较强，拓跋焘也与其维持着表面的交好。蒙逊死后，儿子牧犍继位，昏庸无能，国政渐荒，拓跋焘见时机已到，便在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罗织了牧犍12条罪状，亲自率军讨伐。牧犍自知难以抵挡，便与大臣一起，自缚其手，向拓跋焘请罪。拓跋焘一面给他松绑，以礼相侍，一面统军入城，收抚户口20余万，派乐平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命牧犍带领宗族及凉州吏民3万户，迁徙到京都平城，北凉遂亡，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二、兴学修律整肃风纪
随着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拓跋焘明确意识到：只有通过兴办学校、开馆授经，提高鲜卑族官员的汉化水平，才能接受中原汉族封建统治思想和理论。因而在他继位不久，北魏政权尚在南征北讨，于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在京师城东办起了太学，并在学内祭祀儒学祖师孔子和他的弟子颜渊。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焘又下诏说：北魏长期以来多忙于武事而未及文教，不利于整顿乡风民俗和制定行动的规范准则。从现在起，自王公大臣到卿大夫，王公贵族的子孙都要进太学接受教育，学习经史。对于皇位继承人的汉化教育，拓跋焘更为重视。他亲自选派精通经史的儒学大师高允作为太子拓跋晃的师傅。在高允的教授下，太子晃对儒学经史有了很深的造诣，并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拓跋晃死后，拓跋焘又聘请名儒李灵教授皇孙拓跋濬。
北魏统一北方后，出任地方官吏的，大多是拓跋贵族。他们没有什么法律观念，任意贪污勒索。拓跋焘把修订律法、整顿吏治看作是汉化的标志和确立统治秩序的关键。早在神鹿加四年（公元431年），他就下诏让司徒崔浩改定律令；20年后，又命令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拓跋焘对他们说：制定刑罚，宽、严、疏、密一定要适中，对不利于百姓的地方要加以删改。游雅等根据这一原则，修订了391条律令。
拓跋焘多次下诏，告诫地方官吏要设法减轻人民负担，严于律己正身，不得玩忽职守。自己也首先带头节俭，平时的吃穿用度，仅仅是充足而已，不讲华丽排场。当时，众大臣曾请求加固京城和修缮皇宫，并且还从《易经》中引证说：“天公设险，以守其国（天公贵族设置险峻的城堡，用来守卫他们的国家）。”又用汉代萧何的话作为证明说：“天子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天子把四海作为他的国家，假若皇宫住室不壮丽的话，就不能显示他的威严）。”拓跋焘回答说：“古人也有一句话叫做‘只在恩德，不在险要（国家安全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城墙的险峻坚固）’。夏的城墙倒是用蒸过的土修建的，坚硬得像石头一般，可我一样将他消灭了。国家的安危，难道在于城墙吗？现在天下尚未完全统一，正是需要民力的时候，大兴土木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拓跋焘平时赏赐的，也全都是真正为国尽忠尽力、舍生忘死之人，至于亲戚宠臣，从不曾赐给多余的物品。
拓跋焘又针对官员中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等恶劣的作风，在太延三年（公元437年）下诏宣布：全国的吏民都可以检举、告发不依法办事的官吏。又在各州郡设刺史，以监督、考察地方官员。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拓跋焘决定让16岁的太子晃做他的副手，总揽国家大事。又下诏让年事已高的功臣元勋享受优厚的待遇退休养老，提拔贤俊的年轻人充实百官队伍。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措施，使比较保守的老一代鲜卑旧臣下来，补充上了受过汉文化教育的青年贵族，对于北魏的政权建设及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听信谗言失子亡身
拓跋焘晚年，用太子拓跋晃为副手，总摄国政。拓跋晃聪明干练、为政精察，将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但拓跋晃与拓跋焘宠信的一个宦官宗爱一直不和，宗爱见拓跋晃日益得到拓跋焘的信任，害怕以后拓跋晃登上帝位后对自己不利，便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诬告太子为了早日登基，密谋杀父。拓跋焘虽然信任太子，但这种性命攸关之事岂肯马虎，一怒之下，便将拓跋晃手下的十几个帮助处理政务的大臣全部处斩。害得拓跋晃受惊过度，日夕恐惶，卧病不起，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六月竟然病殁了。
拓跋晃死后不久，拓跋焘查知并无反叛之事，知道太子无罪，很为他的早逝悲伤，追谥拓跋晃为景穆太子，又封晃的儿子濬为高阳王，对他格外钟爱。宗爱见拓跋焘对错怪太子非常后悔，害怕他归罪自己，便暗自设计，趁拓跋焘酒醉独卧永安宫之时，将其勒杀。拓跋焘死后葬于云中金陵，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第一百六十五章 隐王拓跋余
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中常侍宗爱谋杀。随后宗爱秘密派人把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安南王拓跋余接入宫中，然后矫称赫连皇后之令，召大臣兰延、和疋、薛提等入宫。延等一进宫中，宗爱预先埋伏下的30个宦官便拿着兵器将他们一一收缚、斩杀。接着，又杀了按理当立的秦王拓跋翰，立拓跋余为帝，改元承平。
拓跋余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被封为吴王，正平元年（公元451年）改封南安王。他自知不是按正常次序登上帝位，恐怕众人不服，因此对群臣不论是否有功，一概厚加赏赐，以此笼络人心。他又放纵自己，整天沉湎于声色，常作长夜之饮，声乐不绝，以致旬月之间便把国库积蓄用个精光。他尤爱游猎，毫无节制，遇到紧急大事连他的人影也找不到。有时边境告急，他也照样不管。弄得上下离心，百姓愤恨。
拓跋余为了报答宗爱拥立之功，任命他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宗爱总揽朝政之后，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不久便搞得人人忌惮。拓跋余也开始怀疑他又想搞政变，打算削夺他的权力。宗爱知道后，十分愤怒，当真开始密谋害死拓跋余。当年十月，拓跋余去平城东之白登山祭祖庙，宗爱指使其心腹宦官小黄门贾周等于夜间将拓跋余刺杀。拓跋余谥“隐王”。
第一百六十六章 文成帝拓跋濬
拓跋濬生于太延六年（公元440年），是故太子拓跋晃的长子。拓跋焘因深悔由于自己的怀疑猜忌使拓跋晃恐惧卧病而亡，对拓跋濬特别宠爱。幼时的拓跋濬聪明颖达，常被拓跋焘带在身边，亲加教导，号为世嫡皇孙。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焘车驾北巡，到各处察视民情，有一天遇到官吏捆缚着一个奴仆，正准备处罚他。见到皇帝驾到，官吏忙跪奏道：“这个奴仆犯了大罪，小臣正要惩处。”这时，年仅5岁的拓跋濬从皇帝旁边的一辆车中伸出小脑袋，说道，“这个奴仆今天正巧碰到了我，也许是天意，你将他放了吧！”官吏按照命令将犯人松绑放掉了。拓跋焘惊讶地看了自己的孙子一眼，自语道：“这孩子年纪虽小，举止却以天子自处呢！”年纪稍大，便让他参决国家大事。
正平二年（公元452年）十月，魏帝拓跋余被宦官谋杀，拓跋濬在众大臣的帮助下登上了帝位。这时的北魏虽已统一了北中国，日渐强大起来，但因太武帝拓跋焘时经营四方的统一战争，国力已颇为虚耗。内侍宗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连弑两帝，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安。因而拓跋濬登基之后，首先宽刑简政，以稳定民心。
太武帝拓跋焘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7年）曾下令尽诛沙门，焚毁佛经，严禁民众信佛。一时间天下经书遭焚，和尚尼姑被诛。但佛教在当时已成为一个时代思潮，民间仍有许多人暗中归佛。拓跋濬即位后，接受群臣的进谏，决定对佛教的流行听其自然，略加规限而已。他下诏命令各州郡县可以各建一处寺院，百姓有自己愿意出家为沙门的不必横加阻拦。但出家人数大州不能超过50人，小州不能超过40人。拓跋濬还亲自为沙门师贤等5人剃度，并让师贤担任僧人的总摄，管理僧人事务。这样，无形中便消除了沙门与政府的对抗情绪，但又使政府对僧尼有所控制。
拓跋濬接受了祖父拓跋焘滥杀的教训，对谗言详加案验，不因轻信而大加杀伐。当时，北魏定州刺史许宗之在任时贪污索贿，压榨百姓。有个叫马超的指责他，被许宗之派打手殴杀。事情发生之后，许宗之害怕马超的家人上告，便恶人先告状，上书说马超谤毁朝政，谋图不轨。拓跋濬看到书奏后说道：“这一定是谎话。我作为国家之主，对马超并无任何危害，他为什么要来诽谤我呢？必定是许宗之有什么事情要隐瞒，而故意诬陷马超。”便派官员到定州详细调查了案情，然后将许宗之处斩。
北魏官吏没有俸禄，战时全靠掳掠，征服战争结束后，便靠贪污。北魏皇帝用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做州刺史和郡太守。一州三个刺史，两个为鲜卑贵族，一个为汉族地主。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狼狈为奸。只要不短欠政府的收入，无论他在任所上怎样贪污受贿，北魏的统治者都是听之任之，并不认为这是罪恶。战时的掳掠，遭到各族人民的反抗，平时的贪污，更加深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兴安三年（公元454年）啵兀ń裨诤颖比吻鹣乇保┍⑷嗣衿鹨澹匕蠟F亲自带兵镇压，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惨杀，15岁以下的男孩子则被罚充役。和平元年（公元460年），邻近两县的百姓把贪污压榨百姓的县令杀死。拓跋濬又经过多次的四方巡行察视，确实看到许多地方官吏串通富商大贾，乘老百姓交纳租赋之机放高利贷、买贱卖贵，然后坐地分赃大发贪污之财，便于和平二年（公元461年）下令禁止贪污，规定犯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