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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到康熙三十年左右，清王朝田亩达到了明王朝的高峰，比清初更翻了近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四海无闲田”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00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令宽免四省43年钱粮。以后康熙常下令全国各省轮免。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完成了《简明赋役全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摊丁入亩”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实行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也使负担向土地占有多者转移了一些。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寅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耕种了。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对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绩，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时，赐诗给靳辅加以嘉奖。康熙的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十三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对治河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不仅作为治河的组织倡导者，而且作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被载入史册。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截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然变质，只好用来作肥料。
有感于明代奢侈败国的历史教训，康熙很注意节俭。南巡路过南京，他曾做《过金陵论》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康熙初年，宫中所有人员合计才800余人，这与明宫廷仅宫女动辄几千，太监动辄几万相比确实是大大减少了。因此宫廷的费用与明代相比也大大节省了。明代仅光禄寺每年用银即达100万两，康熙时只用10万两；明代工部每年宫廷修造用银最少约200万两，而康熙时只用二三十万两；明代的宫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临清砖；而康熙时除特殊需要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据康熙自己说，他的所有行宫都不进行特别装饰，每处花费不过一二万金，只占每年治河费用的1％。康熙还说，明代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这话显然有些夸张，但也能说明康熙反对奢侈、提倡节省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常说的名言。他为政讲求实效，一贯反对浮夸虚饰。因此，他多次拒绝了臣下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平定三藩之后，朝臣请上尊号，康熙拒绝说：乱贼虽已削平，疮痍尚未全复。如果政事不能修举，上尊号又有什么益处？朕断不能接受这样的虚名。讨平噶尔丹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请上尊号的活动。这已是第5次为康熙请上尊号了。康熙仍然坚决拒绝，他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的生日等机会，臣下又多次请上尊号，直到去世康熙也没有答应这些请求。他还一再拒收朝臣进献的生日贺礼，不准为他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他50岁生日时，朝廷官员献上了鞍马缎匹和“庆祝万寿无疆屏”等生日贺礼，他婉言谢绝道：“我的诞辰，你们这样进献，各督府也一定会仿效，所以我决不能接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拒绝了群臣为他第二年举行“万寿七旬”贺礼的请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康熙病逝，庙号“圣祖”。
第三百五十七章 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一、韬光养晦终登皇位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月三十日，在庄严而又神秘的紫禁城中又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44年后登上乾清官内金碧辉煌龙椅的清朝的第五代君主胤禛。
胤禛与康熙众多的儿子一样在帝王家的荣华富贵中慢慢长大。康熙对他的儿子们是严厉的，教育抓得非常紧。皇子年满6岁便入南书房读书，皇子的师傅都是翰林院中的博学大儒。学习的课程有满文、汉文、蒙文及儒家的经史书籍，另外还有军事，体育等科目。每天五鼓，天还未明，便须起床，进书房学习。每天的课程皆是排好了的，先读史、作文、然后有满文师傅教满文，下午学习骑射。直到太阳落山，一天的功课才算结束。康熙皇帝看到一些贵胄之家对子孙娇生惯养，长成大人，则是废物，害了子孙。因此，他对诸皇子要求甚严，康熙帝经常在繁忙的政务中，检查皇子的功课，尤其告诫他们要熟读四书五经，贯通性理，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上之人。
随着皇子们年龄的增长，康熙皇帝还让他们接触一些军政事务，经受实际锻炼，以增长知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自8岁以后胤禛经常随父皇去边塞，了解边塞形势。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15岁的胤禛同几位哥哥参加了曲阜祭祀孔子大典。第二年和康熙三十九年两次随父亲考察了永定河（又名浑河），并亲自主持了永定河的治理。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胤禛与诸兄弟参加了对噶尔丹的讨伐，他受命掌管正红旗的大营，虽然这只是象征性地坐镇正红旗，并没有真正亲临前线、躬冒矢石，胤稹还是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康熙四十二年，他跟随康熙南巡，由德州、济南、泰山、沂州，经淮安、扬州、镇江而达杭州。返途经南京、沛县、东平、东昌返京，历经4个月时间。胤禛得以详细了解了沿途风俗民情及运河闸坝工程。
清朝的传统原是不立太子的，皇位的继承人由老皇帝死前指定。这种不立储君的方法既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各个有继承皇位希望的人都能效忠皇帝，拼命出力，博取皇帝好感，以求被立为君。弊在不立储君，觊窥皇位者多，容易造成父子兄弟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刀兵相见，酿成争位的大祸。康熙皇帝即位后斟酌立太子的利弊，决心改变清朝的习惯，学习前人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办法。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他将孝诚皇后所生年方2岁的皇二子胤礽立为太子。皇长子胤禔因为是庶生，没有得立。其后，康熙的几个儿子争夺储位，刀光剑影，不可开交。胤礽立而废，废而又立。
康熙因废太子问题，劳神伤心，生了一场大病。而诸皇子多忙于经营自己势力、争夺储位，很少关心父皇的病。只有胤禛和胤祉问医问药，关怀备至，很得康熙的欢心。所以，在胤礽复立之时，康熙大封诸子，胤禛与胤祉、胤祺一起被封为亲王，超过了胤礽等人，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此外胤禛很懂得伪装、韬光养晦、避免锋芒太露而遭忌妒。他在形势未明之前与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效地保护了自己。他虽然对胤礽表示关心，同时也与胤礽保持某种联系。对其他兄弟，他在父皇面前只说好话不讲坏话。有人需要时他都能给以支持。他得到亲王之封后，自己上奏要求降低世爵，提高其他兄弟地位。他这样的做法，很得康熙好感，称赞他明白事理。
胤礽的复立并没有平息诸子之间的争夺，也没有消除他与父皇之间矛盾。胤礽复位后，照旧收集党羽，招兵买马，迅速纠合了一批亲信大臣。眼见他羽翼日益丰满，日益骄横无忌，康熙只得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再次废掉了他，逮捕了太子党人，将托合齐焚尸扬灰，耿额，齐世武等人锁拿审问，同时明确表示不再立太子。他说没有合适的人，立了反而引起争斗，本朝向无立太子惯例，不立亦不为过。
巧于心计的胤禛看清了胤禔、胤礽，包括胤祉都不可能被父皇选为嗣君了，他在其他诸皇子中年龄居长，占据一个好的地位，当然也就产生了接班的想法，暗地里做些准备。胤禛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迎合父皇的意旨，取得父皇的喜爱。外松内紧，一方面底下加紧活动，分别取得了守卫京师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和在西北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支持。一方面向父皇，向世人表现出自己对皇位没有兴趣，麻痹康熙和诸位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