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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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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李代总统好。李宗仁何等精细,一见徐志道的模样,便知堡垒有了从内部攻破的可能。不久,保密局迁到广州,不知事先有人鼓劲,还是南方的气候激人躁动,一班麇集在羊城的老军统局广东派人士,纷纷前来煽风点火,怂恿徐志道摆脱毛人凤的羁绊,并且拍着胸脯表态:“大印在你手里,你就是正牌的保密局局长,我们都支持你!”徐志道经不起撩拨,心旌摇动,先去找舅老爷,现任的总务处处长钮殿臣商量。钮一听有自立门户的好事,当然持赞成态度。因为每次从国防部领来经费,手上过一过,大部分落到毛人凤的口袋里,心里挺难受,如果有一天,钱袋子就是自己的,那该多好!

徐志道不再犹豫了,第二个月领来经费,全部扣下,用来招兵买马,真的摆开了分庭抗札的架势。这时,“徐记保密局”的主任秘书涂寿眉和业务处长黄逸公,本是毛人凤安插的亲信,目睹腋下生变,颇为踌躇。跟着干吧?

对不住毛人凤;不跟着干吧?万一李代总统立稳脚跟,毛人凤受池鱼之殃,不就跟着完蛋了吗?涂寿眉灵机一动,索性做个两面人,既不跟老徐闹翻,暗里又向毛人风透些风声,黄逸公不擅玲珑,为了一把处长交椅,终于“附台”,替徐志道摇起了鹅毛扇,第一个大主意,就是让徐拿着国防部给的经费,去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匪霸武装,重新成立保密局的外勤组织。

毛人凤拿不到经费,又惊闻广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十分生气,特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奉劝徐志道不要上外人(指李宗仁)的当,分裂团体,继续跟毛先生合作。这时,站在一旁的黄逸公插话说:“毛先生应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志道多少还有点怕毛人凤,不急于马上闹翻,于是,缓了缓黄逸公的话锋,表示同意“合作”,但请毛先生多多体谅,今后两个保密局分经费时让自己多分些,招兵买马也是为了团体的利益。

廖宗泽拿着徐志道吐出来的一小部分经费回上海,毛人凤立即着手策划两件事。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否则“毛记保密局”就无法维持,弄得不好,让徐志道反客为主就糟了。于是把潘其武、张冠夫找来,张冠夫说,我们不是受总裁之令,正协助汤恩伯抢运大批金银和物资去台湾吗?何不就此重操“三有”旧业,利用转道香港的机会,赚它一票?毛人凤一拍桌子叫好,立即要张冠夫和刘方雄着手实施。刘方雄过去在香港当过站长,人头熟,关系多,持起裤腿下商“海”,果然有了发财致富的兆头。第二件事是确立正宗,重申“毛记保密局”在特工系统中的领导地位。于是便有了3月的重庆之行。

站组负责人会议准时于3月17日召开。3月17日碰巧是戴笠的“殉难”日,借着三周年的祭奠,激发一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体”精神,体现了毛人凤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万湖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年2月,陈明仁率29军和71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年3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定要过江。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月16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月16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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