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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时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他在另一章中发布了这样的通知“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
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第五节 “激进主义”的“幼稚病”
在全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长式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为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面的压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竣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低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第六节 史上最大的惩贪浪潮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
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壮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串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
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侍，凌辱乡里者，罪亦不放。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对官员下手，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帮缚起行。
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呜呼愚哉！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县里的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科级实权干部，平日在地方上怎么耀武扬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怜样，苦苦哀求：这个科级干部，是我从十四岁读书考学辛苦换来的，乡亲父老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断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见民求官，怎想还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封建统治颠倒过去的世界又颠倒回来了！
第七节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yuè）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hǔn）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