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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的魔鬼，但是对老乡，他却始终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重八”。
开国不久，他正式任命刘大、曹秀为从仕郎，专门守护皇陵。还特意为他们改了名。刘大之名当然不能进入诏旨，他特别改为刘英。曹秀则连名带姓一起改了，叫做汪文。
何以把姓也改了呢？原来汪大娘有子三人，为了报恩，朱元璋特令曹秀改姓为汪，以示对汪大娘的纪念。其他二子，继承曹氏香火，依然姓曹。所以凤阳民间至今有“洪武改姓，曹汪一家”之说。六百多年过去了，凤阳曹汪二姓之间，仍有不能通婚的习俗。
洪武七年元月，朱元璋专门设立皇陵祠祭署，于是汪文、刘英的官名又改为了“皇陵祠祭署署丞”和“署令”。汪大娘的另两个儿子，一个被安排为祠祭署中层官员，另一个被封为卫所指挥。汪大娘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这一年六月，朱元璋又特意把恩人的第三代，汪文的儿子汪伦，刘英的儿子刘鉴，送到南京国子监读书，“日给糈脯，冬夏给衣布等物”（《凤阳新书》卷二），照顾十分周到。
及至洪武十一年五月皇陵完工之时，朱元璋又宣布，将刘继祖追封为义惠侯，特命将刘继祖夫妇、汪大娘，还有村中一位朱元璋小时候叫干娘的赵氏神主配在父母陵寝，享受皇家烟火祭祀。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洪武年间，别的大臣见了朱元璋，都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只有他的老乡们，在朱元璋面前一直大大咧咧，不拿自己当外人。洪武中期，刘英有一次从家乡跑到南京来看望朱元璋。朱元璋因有事在身，三天之后才召见，官员却找不到刘英了。找了好几天，才知道刘英不耐烦等着，已经回凤阳了。朱元璋请刘英再进京，不料刘英觉得朱元璋摆架子，不高兴，居然一直没动身。如果是别人敢这样做，朱元璋一定会灭了他九族，但是对刘英，朱元璋却感觉很抱歉。只想着怎么把刘英请来，却传来消息，刘英突然病故。朱元璋深感悲恸，特意写下了《祭署令刘英》：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犹存情怀，未尝有所忘也。
前者英赴京来，朕为机务浩繁，兼寿有年，失顾问于英，三日复觉，令人觅英所在，莫知所之。稽于金川之门守者，报无知英之出入。
复于京内物色数日，乃知英还矣。命召复劳再见，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云英亡。
呜呼！感恩之道常怀，感恩之礼未终，英遽然长逝，朕思昔恩，不胜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飨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
朱元璋的御制文集，篇数本不太多，关于汪刘两家的圣旨，竟然多达五篇，可谓绝无仅有。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他杀戮殆尽，只有汪刘二姓，不但洪武一朝享尽荣华，甚至终明之世，都世袭为官，朱元璋的报答，可谓情深义重了。
第六节 大明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
朱元璋回乡所见到的二十户老乡，后来成了大明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被朱元璋立为陵户，不用下地干活儿，坐享国家补助，并且子孙世袭。
朱元璋在制定了天下各阶层礼仪制度后，还特别规定，这二十户陵户建房，可以用官员用的红色。所谓“无贫富，皆赐朱户复其家”。数代之后，有的陵户家庭破败下来，住进了“茅屋柴扉”，然而“上犹施朱”（沈士谦《明良录略》）。
洪武二年，凤阳大规模修建皇陵，因为工程阔大，陵园圈进了许多乡亲们的祖坟。按历朝定制，这些普通坟墓都要迁出皇陵陵园另行安葬，不得混于皇家陵寝之中。朱元璋却特批不用迁动，还允许他们随便进入皇陵祭扫：
“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扫，听其出入不禁。”（《朱元璋与凤阳》）当听说乡亲们有人生活贫困之后，朱元璋还会赐给他们银钱土地。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他“赐皇陵祠祭署令汪伦（此时汪文已经去世，由汪伦接班）及守陵人七十七户钞有差。先是，上以山陵之故，命给伦等田地，以优眷之”。
朱元璋对老乡们说话，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如同与自己的家人聊天一样。有一次，汪文汇报，想在自己署内多设几名吏员，也让老乡们的孩子有份好工作。朱元璋没有同意，特意下圣旨说：
昨日，汪署令奏讨吏，我不与他。吏多生事害人。好人家子孙做了吏便害民。你陵户中间拣选识几个字的点得人名便罢。你陵里有甚么大事？一年祭祀，止轮一遭，将的猪来祭了吃了猪去，将的羊来祭了吃了羊去，钦此。
第七节 在南京皇宫宴请凤阳老乡
自从洪武八年发生了“厌胜事件”后，朱元璋再也没回过凤阳。不过，他却时时思念凤阳老乡们。毕竟，这二十户乡亲，就是他与凤阳联系的血管，通过他们，他才能感觉到故乡的体温。
洪武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已经步入老年的朱元璋突然非常想念老乡们。
于是命人将二十户乡亲请到南京，一是以慰相思之情，二是也让他们来首都见见世面。几天之后，老乡们都进了城，却先派人向朱元璋奏报，说是大家衣服寒酸，见不了天子。
朱元璋听后大笑，命尚衣监太监，从自己的御用衣库中给每人挑衣服一套，靴、帽各一件，把他们安置到本来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会同馆休息。
第二天，老乡们进宫，与朱元璋相见。朱元璋与大家一个个拉手叙了家常，又在奉天殿左庑摆开宴席，大宴乡亲。饭菜十分丰盛，内容都是乡亲们见所未见，吃完之后，还剩了一大桌子。看着老乡们一副舍不得的表情，朱元璋命人把饭菜用捧盒打包，用“黄龙袱”包好，给他们送到会同馆，让他们晚上吃。
第二天朱元璋又请大家进宫，放下工作，亲自做导游，领着他们逛皇宫的一座座宫殿。对乡亲们来说，这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朱元璋还让他们见了皇贵妃（此时马皇后已逝），然后又大摆宴席，和大家痛饮了一回。
第三天老乡们回家，朱元璋赐每人五十贯钞。皇贵妃也赐每人五十贯，还每人送了一斤苏木、一斤胡椒。朱元璋亲自把他们送出了西长安门，手把手叮嘱他们爱惜身体，一一惜别。
送走乡亲们之后，朱元璋却感到无限伤感。乡亲们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都六七十岁了，但是身体一个个却差得多，这一趟虽然开了眼界，却有好几个累病了。因此他当天发下诏旨：
凤阳亲邻二十家，老的们路途遥远，江河雨雪不便，今后不必来了。教他家里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教训子孙读书，休惜课钱，遵奉乡饮酒礼。东鲁山，西鲁山，马鞍山，万岁山，都与他，教儿孙鞍马出入，行鹰放犬，采猎打围，弓箭我都不禁他们的。（以上俱见《凤阳新书》卷五）
第八节 皇子教育基地：凤阳
虽然凤阳没能成为首都，但朱元璋的崛起，仍然使它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早在吴元年收复濠州后，朱元璋马上升濠州为临濠府。为了配合兴建中都，洪武四年，朱元璋扩大濠州的辖地，使临濠的领地由四县一下子扩展为九州十八县。洪武七年又更名为凤阳府，这一新府管辖亳州、颍州、太和、颍上、霍丘、寿州、怀远、蒙城、宿州、灵壁、天长、盱眙、泗州、虹县、五河、定远、凤阳和临淮等十八个州县，成为一个跨淮河两岸，占地广大的行政区。
罢建中都之后，作为龙兴之地，凤阳地位仍然非同寻常。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于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所设正留守，位高权重，“例以皇亲协守”，“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此外，凤阳还设有察院巡按行台、河南按察兵备行台等政府机构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机构，除此之外，凤阳还是江北四府三州的乡试之地。各类官员合计达一千四百人（《朱元璋与凤阳》），各级吏员总数达数万。
朱元璋还以凤阳作为皇子的教育基地，经常派自己的孩子们回老家体验生活，忆苦思甜。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就令刚刚十三岁的世子朱标前往临濠谒祀祖宗陵墓，“以知鞍马之勤劳”，“衣食之艰难”，“风俗之美恶”，“吾创业之不易也”。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又命皇太子朱标和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等王子“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洪武九年二月，因秦王、晋王、燕王即将就藩，朱元璋命皇太子带他们前往凤阳，“观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业所由兴”。十月，又诏秦王、晋王、燕王、吴王（后改封周王）、楚王、齐王练兵凤阳。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诏秦王、晋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还驻凤阳”。从此，“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便成为“定例”。为了给皇子提供阅武练兵的场所，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特命驸马都尉黄琛在凤阳独山之前开设一个“广三里”的演武场，令诸王在这里操练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后就藩。此后，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鲁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还驻凤阳，“阅武中都”。
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从孙、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因事被朱元璋废为庶人，“使居凤阳力田，冀其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由于这一先例，后来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凤阳囚禁。到明末，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中都虽已罢废，但这个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仍然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大明政局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第九节 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政策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飞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他为凤阳提供了许多“特殊政策”。
第一条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乡，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张祯传》），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已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中都志·户口》，引自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开国之后，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