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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抗清后记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忠义之邦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阎典史牺牲之后，清军在江阴城进行了大屠杀。从此以后，整个江阴地区的人们都采取了对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不当清朝的官，不应清朝的举。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给阎典史在江阴修祠，主动向江阴示好，局面才有了改观。
在清人笔记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大明孽子 再发第九章
第九章被删，悲哀，重发第九章，盗亦有道王余佑赶到江阴，江阴已是一片焦土，到处是吃人肉红了眼的野狗野猫，没有人迹，八十一天的血战，王余佑恨自己没能和阎应元一起死在与鞑子血战的战场上，看来自己太过保守，总想生存繁衍的事，而没有能在抗清一线战斗的机会，他也深深感到英雄出草莽的道理，北京守了几天？一个江阴小城就守了八十一天，明朝的高官们有何面目去见阎应元于地下？明朝没有能重用这样的英雄，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只用奴才，埋没英雄，焉能不亡？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重镇比，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无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二十四万清寇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八十一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鞑靼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寇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贼寇玉石俱焚，清寇不得不三军挂孝。假如天下汉子都如此英雄，消灭鞑子有何道哉？王余佑于是下定决心去江南寻找英雄，他在江阴战场附近打听到海盗顾三麻子的消息，直接去，就向直接向崇明而去。
崇明岛，地处长江口外浅海上，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流变缓，所挟大量泥沙于此逐渐沉积，逐渐形成一个的河口沙岛，从露出水面到最后形成大岛，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变化。形似春蚕，头西尾东，卧伏于长江入海口的金涛碧波之上。全岛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岸线绵长，物产富饶。明太祖朱元璋曾称之为东海瀛洲。崇明历来为军事重地，被称为大江门户，十郡屏藩。在明朝反击倭寇侵扰中，作为江防重镇，设有水师，而且崇明沙兵就以英勇善战著称，这应该也是个英雄的岛屿了。
自嘉靖以来，大明海禁政策形同虚设，沿海水手上岸为商，下海为盗，顾三麻子也并非全靠打劫为生，有时也客串商人，而嘉靖年间的海盗王直则不同，他本是一科举不第的官场失意青年，（有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猫腻已不可考，但在明朝朋党勾连，宦官专权，厂卫横行的现实中，一个没有好老师，没有背景，又不甘心做奴才的人是没有仕途出路的）为生活所迫出海经商，他们徽商也是因为人丁兴旺土地短缺才足迹遍四海，到处都是老乡，本来生意很好做，可是朝廷以禁海的名义，官商垄断，不许私商出海贸易，所以不得不转向走私，走私规模扩大后，就变为武装走私，于是在官府眼里就成为海盗，被蔑称为倭寇，他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对下属有严格的纪律，因而广泛博得部下的信任和推崇，海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上的法则同样如此。
王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知道怎样利用明朝这条巨鲨的威力。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王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
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
黑白两道通吃的王直终于成了最大的那条鱼。
有资料显示，王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经商遂为一条主要生计。王直先做盐商，跟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輒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南下广东出海贸易，贸易对象是西班牙葡萄牙琉球日本。站在现代的角度这叫国际贸易；站在明朝的角度这叫非法走私，奸商倭寇。有人说为啥到广东出海贸易呢？因为在没有蒸汽机发明的时代，海船的动力主要是风力和洋流，我们中国近海，有一条世界第一大暖流…黑潮，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是中国周边海洋的主宰者，渔民们靠口传心授，熟知如何顺应适应海洋的规律，利用海洋的宝藏和力量，在长江口附近的洋流是加利福尼亚寒流，顺大陆南下顺洋流是顺风顺水，到了南海后，就很容易加入黑潮，从台湾东部直达琉球日本，据称乘上黑潮后势若奔马，万里之外，旬日可至。
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中日官方之间实行着朝贡贸易，众所周知，朝贡贸易从来都是我们中国吃亏的，朝廷对来朝贡的国家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回赐。这种贡和赐的关系实际是不等价的，对朝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朝廷之所以明知亏本而乐此不疲，是因为对这种交易怀有一种政治目的，是一个政绩工程。正因为如此，朝贡贸易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朝廷。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发放“勘合凭证”，史称“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展开；二是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船数、人数限制较多，双方冲突不断；三是日本时有内乱，勘合贸易经常中断；四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恶性争贡事件，两个日本朝贡使团血拼，宁波几被屠城，政府一气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关闭了宁波市舶司。这一切导致民间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
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也下海开始了他走私生涯。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在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牟取暴利。由于海外贸易在当时为非法活动，一开始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许栋和李光头相继被明军朱纨剿灭，王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
到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已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采取了诱降策略。浙江总督胡宗宪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引颈受降。政府翻脸不认人，对其先囚后斩。
明人朱九德在《倭变事略》里对汪直评价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直到今天，主流舆论还是这么一个口径。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书？王直传》说汪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朝平倭将领朱纨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总之，官方与民间、正史与野史对汪直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仔细探究起来，不外有二，一是明朝的海禁政策，给沿海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是引发他们生活苦难的主要因素所在，故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心底里反而欢迎王直等在海上进行贸易或走私的行为；二是海禁作为国家法令，政府自然需要执行和维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是坚守原则不放，故官方对王直的海盗行径是打击再打击。
王余佑认为就是胡宗宪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仕途功劳，而扼杀了中国的海洋权益
大明孽子 第十章海上英雄
王余佑不喜欢寻章摘句，喜欢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不仅在学问史论上下了苦功，在刀剑枪棒，弓马军阵上也是付出了辛勤汗水，虽然今年仅仅三十二岁，可是已经罕遇敌手，这次到崇明，他找了一个江阴运粮船家搭船，想顺风顺水，到崇明估计就有海盗上船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