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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这个往事，不仅仅是为了揭李世民的老底，还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书，是经过人为加工的，里面有篡改，有隐瞒，甚至还有编造。
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尽不信书，将无书可信。
因为历史是人写的，自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正因为是人写的，就一定不会全是假的。
林肯告诉我们：你可以一时蒙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长时间蒙骗所有的人。
要想在史书里欺骗所有的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我们不应该忘了史官这个群体。
虽然唐朝那些年，以命写史的史官差不多绝种了，但他们毕竟是受过儒家文化教育的，他们的祖师爷孔子就是一位史学家，还专门写过一本《春秋》的史书，在这本书里，孔子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写史的笔法，这个笔法的特点是，看着没骂谁，其实连人家祖宗八代都骂了，看着没写什么，其实对方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件不落。这种藏着说，拐着弯说的笔法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史官们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笔法，在写史的过程中，常常在史书的角落里，留下蛛丝马迹，然后等待着后人去发现，从而最终找到事实的真相。
而我们每一个翻阅史书的人都应该怀着一颗福尔摩斯的心，把翻阅史书当成跟前代史官们的一场智力游戏。当认真去体会，仔细去揣摩时，那些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暗语便会一一浮现，告诉你那些尘封往事的真相。
真相只有一个。
杨文干事件同样如此。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在史书中找到史官记录的破绽。
破绽在事件的处理上。
平定杨文干后，李世民兴冲冲地返回长安，准备找父亲李渊兑现支票，却发现一个让他郁闷的事情，原本说好要去蜀地过下半生的李建成又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东宫，而原本应该进东宫的他没得到任何嘉奖，不但没得到嘉奖，还被李渊叫去，进行了批评，要他们兄弟之间注意团结。
然后，李渊下发了处罚通知书。
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曹参军杜淹流放。
王珪、韦挺这两人倒不冤，身为东宫的人，竟然没给太子李建成起模范表率作用，活该流放。冤的是杜淹。
杜淹，长安人，官宦之后，时任天策府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所谓天策府，是天策上将的府邸，而天策上将正是李世民，换句话说，杜淹是李世民的人。
这就奇怪了，板子怎么打到李世民部下的身上去了？据史书记载，在李建成被关在仁智宫帐篷里时，这位杜淹落井下石，请求趁机办了李建成。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提点可行性建议，不采纳就是了，也不至于流放。
更奇怪的是，李世民对这个处罚竟然没有半点抗诉的意思，反而默默接受了这个处理结果。
李世民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他如此沉默只能说明一点：底气不足。而底气不足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文干造反并不像史书记录的那样是李建成指使。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是动机、方式以及案件的影响。
我们将在这些因素中一一推敲，直到发现最终的答案，首先我们要观察的是此案的影响。
在历史事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看谁是事件的真正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关于此案，毫无疑问倒霉的是李建成，这位太子爷先是差点以死明志，后又险被送到蜀地养老，而受益者本来是李世民，要不是李渊最后赖账，李世民就搬到东宫住了。
下面是作案方式，纵观杨文干事件，似乎有头有尾，上下合理，但仔细一看，所谓杨文干造反并没有实证，没有李建成约定造反的信件，只有一副铠甲以及李建成两个部下的证词。
经验告诉我们，证词是靠不住的，这两位部下完全有可能是受人指使，诬告李建成。
唐朝人刘餗在他的小说里写到杨文干事件时用了五个字形容：人妄告东宫。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小说不是今天后宫在吃醋，主角很虐心之类纯属虚构请匆对号入座的历史小说，而是世人对当时传闻以及亲历事件的私人记录。这种东西归类于野史。野史也是史。
这说明，唐朝人都知道，杨文干事件是有人要妄告东宫。
这个人是谁，大家都懂的。但具体操作的人是谁呢？在史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身影。
这个人便是躺着中枪的杜淹，翻看史书，看似无意的交代中记录了这样一句：
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翻译成白话就是，洛阳平定后，杜淹一直得不到任用，于是，杜淹决定投靠李建成，而房玄龄了解杜淹此人狡猾，怕教导李建成做出对李世民不利的事情，于是，找到李世民说情，将其介绍到天策府上班。
房玄龄是李世民的重要谋士，这句话透露了两个信息。
杜淹此人十分滑头。
杜淹原本准备投靠的人是李建成。
杜淹如果原本准备投靠李建成，他很可能认识李建成的人，而他又具备搞阴谋诡计的才能。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极有可能这位杜淹出面收买了李建成的两个部下，趁李渊避暑之机，诬告李建成跟杨文干同谋造反。
到了这里，我们还需要考察最后一个重大的问题：动机。
史书交代，李建成之所以煽动造反，是因为李建成感到接班人地位不保，所以抢先下手，诛杀挑战者李世民，然后抢班夺权，实现提前登基的目的。
这实在是一个不怎么靠谱的解释，因为在杨文干事件发生这一年，真正危机重重的，真正需要下定决心，动刀动枪的人不是史书中记载的那个懦弱无能的太子李建成，而是英明神武、功盖天下的李世民。
李世民以为只要自己够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
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在跟刘黑闼交战回来后，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这个职位是李渊的发明创造，因为李渊陛下发现，自己的这个儿子功劳太大，普通的官职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褒奖之情，只好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这个职位在王公之上。
看上去李世民是向太子、皇帝之位又迈出了结实的一步，但李世民很快明白，父亲是结结实实把他定了位。
在以前，李渊还经常跟李世民玩点小暧昧来调动一下积极性，现在天下将要太平，李渊毫不犹豫地摆出了他的底牌。
儿子，你要明白，你的荣誉、你的地位到此为止了。太子，乃至帝位，都不会是属于你的东西。
李世民是不会接受到此为止的安排的。
是我的，终将是我的，不是我的，最后也依然是我的。
秦王爪牙
李渊用天策上将的职位来安抚李世民，却同样给了李世民培养势力的机会。李世民拥有了开府的权力，他可以堂而皇之拥有私人护卫，置官属，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搞了一个文学馆。
能够进入文学馆的都是当时的名人雅士，天策府的待遇很好，包吃包住，过节有福利，升迁有保证，能够进入文学馆被认为是登上了瀛州这样的仙岛。经过统计，这个文学馆常驻馆员十八名，号十八学士。
文学馆成为李世民最常去的地方，下班之后，李世民经常转到文学馆里。有时候半夜才出来。要是认为李世民在里面搞诗歌会之类的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文学馆是李世民的智囊团。
在南征北战中，李世民网罗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这样以一敌百的猛将，但拥有这些猛将还不足够，这些人打打杀杀是把好手，但政治斗争更需要的是谋略。
第一个追随李世民的学士是房玄龄。
八年以前，李世民的大军抵达渭北，前面就是长安城，化家为国的梦想指日可待。这时，有一个人来到了军门前，宣称要见李世民，自己有奇策献上。
听到对方的名字后，李世民亲自出营，将这个人请了进来。
来人正是房玄龄。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大唐名相，“贞观之治”的缔造者之一。
无从得知房玄龄献上的是什么奇策，只知道交谈之后，李世民一见如故，马上将房玄龄纳为自己的部下。这应该是李世民南下夺长安途中的最大收获。
房玄龄足智多谋，善于策划，为人低调，而且，他在李世民手下还发挥了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在攻下城池，别人往府库里钻时，房玄龄却到处打听此地有什么杰出人才，然后必登门拜访，推荐到秦王府上班。
秦王府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房玄龄这位人事总监实在居功至伟。据李世民自己评价，房玄龄就像他的萧何。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房玄龄虽然没有月下为他追过韩信级的猛将，但同样为他挽留过一个高端人才。
在秦王府文学馆，房玄龄虽然工龄最长，能力突出，但他仍然不是十八学士之首。
在房玄龄的大力公开和非公开招聘下，往秦王府跑的人才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引起了李渊的注意。李渊马上开始挖起儿子的墙脚来，连连任命秦王府的人外出当官。
李世民有些吃不香睡不好，这些人也就在李世民那里挂着号，也没正式安排工作，现在李渊有工作安排他们，当然留不住人才。再说，今天出去这个，明天走了那个，要一个个去挽留也实在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关键时刻，房玄龄告诉李世民：
“离开的人虽然多，但都不足以惋惜。只有一个人必须留下他！”
“谁？”
“杜如晦！”
“为什么？”
“杜如晦乃是王佐之才，如果大王甘心当一个藩王，那就不必留他，如果想要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
杜如晦，长安人，官宦世家之后，十八学士之首，唐初名相。顺便说一句，前面那位牵扯到杨文干之案的杜淹是他的叔父。
杜如晦才智过人，临危不变，但这样的才能秦王府很多人都有，房玄龄特意要留下杜如晦是因为他有一项技能恰好可以弥补自己的弱点。
房玄龄善于策划，但有时过于谨慎，往往犹豫不决。而杜如晦却善于从许多建议中找出最佳方案。
据记载，李世民在跟房玄龄议事时出现不能决定的时候，两人就停下来，不再继续探讨，表示这件事情杜如晦不来就定不下来。而等杜如晦到来之后，最后选定的方案常常就是房玄龄的方案。
这两位，一位善于找到解决方案，一个拥有极强的判断力。两人合称为房谋杜断，成为秦王府的最强组合。
拥有房谋杜断，可以大事不慌，小事不忙，再加上能打能杀的秦叔宝尉迟敬德们，却依旧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他们还需要另一个人贡献一种必需又奇特的东西。
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唐初第一重臣，洛阳人长孙无忌将补齐最后一块拼图。
长孙无忌，隋朝名将、伟大的外交家长孙晟之子，其人不像秦叔宝们有过人的武力，也不像房玄龄那样善于建策，也不如杜如晦一样善于剖断。但他却能提供一种干大事最需要的东西：绝对的忠诚，绝对的信任。
长孙无忌拥有的这种东西是他的身份带给他的，他的妹妹是李世民的妻子。
中国的裙带关系十分发达，有时，这种关系的紧密性甚至超过了血亲关系。这大概是因为血亲往往还会产生利益上的分歧，而裙带关系却很容易形成利益同盟。
现在，秦叔宝尉迟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