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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奘旅行时（630年），处于文明交叉口上的这一文化正处在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库车。在戈壁滩上由印欧人居住的所有绿洲中，库车无疑是印欧文明表现得最明显的地区之一，这是从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考察团发现的、用库车语写成的大量佛教文学中知道的。库车一名的梵文转写kuchi和汉文转写库车都与kütsi的发音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有人推测kütsi是当地居民说的一种方言，或者是，像直到最近仍被称作的那样，叫吐火罗方言。〔46〕在佛教的影响下，库车方言，也就是说，一度被某些东方学学者称之为吐火罗语B的一种特殊的印欧方言，今天简单地称为库车语——已经是一种文字语言。从5至7世纪，一部分梵文经卷已经被译成库车文。库车社会从它与佛教文明（印度文化遗产）的接触中受益，又从与伊朗（库车模仿伊朗的物质文明）有联系的那些商队中获利，正如手稿和克孜尔、库姆吐拉壁画中所揭示的那样，库车社会似乎是一件杰作，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库车表现出这种第一流的、完美无瑕的社会，中亚雅利安型的一朵鲜花，不是盛开在远离所有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地方，而正是盛开在蛮族社会的边缘，而且是处在即将被那些最不开化的原始公社灭绝的前夕时，这简直是一种梦想。地处只有以沙漠为防护的草原边缘和随时有遭受游牧民冲击危险的库车社会能够存在如此之久，这似乎是个奇迹。
在克孜尔壁画上复活了的光辉的库车骑士，似乎是来自波斯袖珍画像（不管它们的编年）的某一页。刻画细腻的面部呈卵形，除了稀疏的上唇须外，其余部分都细致地剃得很光洁，再配上长而直的鼻子和弯如弓的眉毛，身材苗条、挺拔，似乎是帖木儿朝《帝王史记》中的某个人物——所有这些外貌特征集中表现了典型的伊朗体型。服饰也与伊朗的相同。首先，宫廷服装是：颀长笔挺的长袍，腰部由一条金属带系紧，大翻领在胸前翻开，如在阿富汗的萨珊式巴米安壁画中已经提到过这种装束，还有编带、珠联和绣花，这些装饰品都是仿古伊朗的装饰风格。其次是军服：萨珊朝波斯以及已经成为波斯人的那种优雅气质使人们想起了克孜尔壁画中骄傲的持长矛者，他们头着圆锥形头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或砍、刺两用的长剑。最后是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的美女和施主，她们身穿齐腰部的紧身上衣和宽大多折皱的裙子，尽管她们都是佛教题材中的形象，然而，她们令人想起沿丝绸之路各停宿地内、塔里木地区各富裕的商旅城市中（库车就是以娱乐之城而驰名），以及远至中国，人们所谈起的乐师、舞女和妓女。
第六节 唐朝在塔里木地区的属国
虽然库车和吐鲁番都是同样处于佛教的影响之下，但是，库车的物质文化仍主要是伊朗式的，而吐鲁番（高昌）在这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出是受中国的影响〔47〕。把库车壁画（即克孜尔壁画）与吐鲁番壁画（即穆尔吐克、圣吉木、伯子克力克壁画）作一番比较，就可令人信服这一点。在吐鲁番，经库车传入的印度…伊朗文化的特征逐渐融入唐代美学。吐鲁番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它的地区史，都可以解释这种文化的倾斜。507年以后，吐鲁番地区就由麹氏统治，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王朝。609年，麹伯雅到中国向隋炀帝表示归顺。后继者麹文泰（约620—640年在位）曾热情接待过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其热情之极，几乎不让他的客人继续赶路（629年底到630年初）。这一广为人知的故事至少表明了这位君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佛教的热诚。同年（630年），麹文泰前往唐朝向唐太宗表示归顺，但在麹文泰统治末期，他不承认唐朝的宗主权（640年）。唐太宗派侯君集将军讨伐之。在中国军队逼近的时候，麹文泰惊骇而死。吐鲁番被攻占和归并于唐朝，成为中国一个府的所在地，即以后的安西都护府（即“安抚西边”的中国政府）的所在地（640年）。
喀拉沙尔国（梵文Agni，汉文焉耆）似乎与库车一样，已经成为显赫的印欧文化中心。〔48〕正像在库车一样，由于佛教的原因焉耆的宗教文化是从印度模仿来的，物质文化部分是来自伊朗，大部分的艺术使人想起阿富汗地区的希腊…佛教艺术。现存柏林的焉耆墙壁涂饰与纪麦特博物馆的哈达墙壁涂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唐朝也在焉耆施加军事力量。632年，焉耆承认了唐太宗的宗主权，但是，唐朝对吐鲁番的归并无疑使焉耆王（汉名突骑支）感到不安，他于640年与西突厥联盟，扯起了反叛的旗子。唐太宗派郭孝恪将军去平乱。郭孝恪巧妙地进军，于夜间从裕勒都斯河方向靠近焉耆，黎明时攻占了这座处于惊恐之中的城市。郭孝恪在焉耆拥立亲中国的王子、前王之弟栗婆准登上王位（640年），几年之后，栗婆准被其堂兄弟薛婆阿那支废黜，薛婆阿那支得到了库车人和突厥人的支持。于是，唐太宗任命唐将阿史那社尔（为唐朝服务的突厥王子）去彻底平定这个反叛的城市。阿史那社尔向焉耆进军，砍下了篡位者的头，立另一王室成员为王（648年）。
平定焉耆之后，轮到了库车〔49〕。库车当时是由库车语称之为Swarna（梵文Suvarna，汉名苏伐）的家族统治着，苏伐的意思是金色的家族。618年，汉名为苏伐勃貣（梵文Suvarna pushpa，意为金色的花朵）的库车王向隋炀帝表示归顺。其子，中国编年史上的苏伐疊（库车名Swarnatep； 梵文名Suvarna Deva，意为金色的神）是一位热诚的佛教徒，他于630年举行过盛大集会欢迎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而不顾以下事实，即他和他的人民信奉的是小乘佛教，而玄奘信奉的是大乘佛教。〔50〕同年，他宣称自己是唐太宗的属臣，但后来，由于不满唐朝的干涉政策，他与西突厥联合反对唐朝。644年，他拒绝纳贡，在焉耆反叛中国时，他援助焉耆人。在唐朝对他的惩罚还未来到之前他去世了。其弟，中国史学家们称之为诃黎布失毕（梵文Hari pushpa，意为神花）〔51〕者于646年继位。新即位的库车王明白即将来的风暴，赶紧声明效忠唐朝（647年）。但为时已晚。在唐朝供职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率领一支由中国正规军和突厥、铁勒人组成的辅助军向西出发了。
阿史那社尔以打消库车所指望得到的支持而开始了行动，他粉碎了库车的两个同盟的突厥族部落：处月部和处密部，前者在古城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后者在玛纳斯河流域。他从玛纳斯河流域袭击库车。库车王诃黎布失毕率军迎战，阿史那社尔采用游牧部落惯用的计谋：佯装退却，诱敌入沙漠，在沙漠中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战役很可能是伊朗文化中表现光辉骑士精神的克勒西战役和阿让库尔战役，也即克孜尔壁画中表现那些勇敢无畏的战士的战役。受雇于唐朝的这位突厥人作为征服者进入库车，接着，追击库车王“神花”来到阿克苏（拨换城）的西部边区，阿史那社尔包围该地并捉住了他。与此同时，曾去西突厥求援兵的一位库车贵族（汉名那利）出其不意地归来，在一开始的突然袭击之下杀了中国将军郭孝恪。阿史那社尔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砍11000人的头，“破五大城，男女数万，西域震惧”（647—648年）。王室俘虏诃黎布失毕被带到长安，匍匐在太宗面前。中国人立王弟叶护为库车王，但是，是在中国的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统治。
库车和克孜尔辉煌的印欧社会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经历了中国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在8世纪下半期，当中国再次失去了在库车的利益时，在库车掌握权力的不再是往日的印欧贵族，而像吐鲁番一样，是回纥突厥人。这一古代的印欧地区（即外伊朗地区）变成了东突厥斯坦。位于塔里木西部的喀什王国（汉名疏附）无疑是由古代萨迦人的后裔居住，说的可能是本地语，即东伊朗语。中国朝拜圣地者玄奘记载，喀什人是蓝眼睛，或者像他写的“绿眼珠”——这是对日耳曼作家们称之为雅利安型的喀什人所留下来的一则宝贵证据。玄奘还提到他们的文字是印度起源的，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小乘佛教，尽管萨珊朝的马兹达克教也有它的信徒。另一方面，在叶尔羌国（汉名莎车），盛行的是大乘佛教。最后是于阗绿洲，该地因种桑养蚕、发展地毯织业和开采玉石而富裕，于阗也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在那儿人们热心研究梵文，普遍讲授大乘佛教。统治王族的名称现在只知道汉文转写为尉迟。
自唐太宗登基后，这三个王国都向中国表示归顺：喀什和于阗是在632年，莎车在635年。635年于阗遣子入侍宫廷。648年，唐将阿史那社尔平定库车后，派轻骑兵护送他的副将薛万备到于阗。惊恐万状的于阗王（汉名伏阇信）被召入中国宫廷，在宫中受到封赏后被送回于阗。〔52〕
第七节 唐朝——中亚的主人
在上述征服结束时，中国的直接统治已经伸延到帕米尔地区。中亚的征服者、太宗皇帝的自豪是可以理解的。《唐书》记载他说：“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在突厥人中，他的威信也非常高。如果说他征服了他们，那么他同时也团结了他们，他采取突厥…蒙古族的以对个人表示效忠的方式，把他们吸引到自己周围。正如下一个世纪刻成的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所记，他很清楚如何成为“中国的可汗”。
唐太宗具有把突厥人笼络在自己身边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在《唐书》所记的阿史那社尔的传记中。阿史那社尔属东突厥王室（他是颉利可汗的兄弟），于636年投降中国。成为唐太宗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为奖赏他，唐太宗把一位唐朝公主许配给他。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中国的征服战争——夺取焉耆、库车等等——中所起的作用。他很忠诚，以致在太宗去世时，这位年迈的突厥雇佣兵要求按游牧民的方式，以身殉葬，“卫陵寝”。
对于所有参与中亚诸战役的身经百战的将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