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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我的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他总是这样，每当我要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什么也不说，即使之后我碰得头破血流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那一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母亲总是嫌我长得不漂亮，因为那样在她的眼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母亲对我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我是她的女儿，这年头，一个女人要做生意，要在这里混下去，不要让人家知道年纪，不要让人家知道婚姻状况会更加划算。
当时的我，真心诚意地想，这个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她曾经经历过多么艰难的日子，我应该帮她。于是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在我住的房子对面，是那些来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体宿舍。每天都会看到，她们到了吃饭的时间，很多人都是端着一碗白饭，就着一瓶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
而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发现，我的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请别人吃饭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抢着买单，但是在家里面，每顿饭总是节省到只有一个素菜，一个荤菜。
不过我的母亲是那种哪怕口袋里面只有两块钱，也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兜兜转转，她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
我的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她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面只剩下两块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哭。因为我不知道，这两块钱用完之后，明天如何生活下去。
母亲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赚钱支撑这个家，同时也是支撑我自己。靠着同学的关系，我接到了一单礼品生意。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跑到别人的厂子里面和别人谈判起来。不过别人很快看穿了我的底价到底是多少，这个合同签得有点灰溜溜。不过好歹有点钱赚，心里面已经算是很满足。
还有一次，我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一百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却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存放起来，但是开始为仓库费发愁。
面对这一大堆连我都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我的这位同班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小商店一家小商店地推销。
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要面对别人毫不留情的拒绝，或者是那种干脆不愿搭理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好，那个时候年轻，刚刚走出校门，反而能够承受这些东西，如果是现在，我真的很难想象，自己还能不能像那个时候那样，去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就这样，冒着炎热的天气去推销，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还下着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饮料从后座上面摔了下来。那个时候，一刹那有一种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任何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这位同学那个时候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软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扶起自行车，继续一家商店、一家商店推销着我们的饮料。
最后，我记得，终于有一个好心人被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又赚了一点钱，终于可以解决一大帮人一个月的生计问题。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发现，原来我和我的母亲对于生活的价值观、生存的方式实在有太大的区别。
我的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做例子，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房产。
在我母亲的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因为只有有足够的钱才能够生存。
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很有钱，倒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但如果只是为了钱却并不值得。
我们闹翻了，从此我和她断了来往，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上海，于是我要在深圳从头开始。
为了生活，开头的几个月，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还有国有企业的每天闲着没有事情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工资问题，因为要租房子，要应付日常支出，因此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准则是工资是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的生活才重新上了轨道。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没有选择来到深圳，没有跟着我母亲的话，我会和我的不少同学那样，几个月下来，在外资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浪费了半年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深圳的这段日子。
因为在这段日子里面，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如何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着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但是他们的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一样：为了生存。
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来面对这个社会里面的人和事情。
我的那位同学，我们在深圳一起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络。
八年之后，当我们在北京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珠海电视台的一名编导，而我则成为凤凰卫视的一名记者。他告诉我他用五年的时间，从县城走进省电视台，然后又只身来到珠海，从一名编外人员成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的整个过程。他说，深圳的那段日子，教会他如何在艰难的时候，勉励自己一定要走下去。
七年｜之后
这可以是一个终极问题，关于人为何要活着。
这个问题，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不断地问自己，也是自己最终选择了哲学系的主要原因。对于懵懂的我来说，依稀觉得，人的生存，不单单是活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怎样活着。
后来，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刻意地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对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只不过转换了一种思考方式，在生活中面对每一个选择的时候，自自然然地就会面对这个问题，无法逃避。
而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对于如何活着，慢慢有了清晰的想法，除了从生理上让自己可以活下去的状态，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精神上寻求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让自己更敏锐地感知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通过这些美好，得到一种身心上的愉悦，让生存变成一种快乐幸福的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活着。有的人追求物质上的奢华，这也是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做出的一种选择，有的人需要一种安全感，有的人需要的是别人的认同感，让自己成为某个群体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会有不同的价值体系。
生存之道，在我看来，没有最好，也没有最坏，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提供不了多元化选择，那么这个社会是出现了问题的。但是同一时间，生存之道依然还是有一个共同使用的标准，那就是善恶之分。途径可以不同，但是道德不能缺失，生存绝对不是借口。
看看周边，很多人总是用这样一句话为自己开脱：“我也就是要混口饭吃，我总要活着吧。”于是，为恶的同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应该可以接受为恶的理由。而其他人，在批判反对这种行为的同时，当自己面对选择的时候，却也会拿出同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服别人，渐渐地，连批评的声音都没有了，这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行为标准。
于是，抱怨越来越多，生存变成艰难残酷的过程。也许在竞争中胜出的那一刻，会有快乐的感觉，但是幸福感不可能在黑暗和沉重当中产生。
绝大部分人始终有柔软的一面，这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的动力。看看过去人类生活的状态，不管是道德的标准，还是文明的水平，会看到一条清晰、进步的轨迹。战争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手段，对人的奴役也被看成是野蛮的行为，眼前看得到的人类的痛苦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甚至拓展到了动物的身上，也因为这样，出现了动物保护主义。
这让生存不再是单纯的赚钱、养活自己，即便是面对战乱贫穷的人们，对于生活，他们也会有活下去之外的需求，比如，怎样可以活得更好一点。
而正是这种想要更好一点点的想法，让改变变成现实。
09 关于困难
七年之前
这些年养成的工作习惯，
就是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先要考虑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比如在去阿富汗之前，
要假设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想怎样去解决。
七年之后
至少记得，
有的困难，
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
但是如果自己不去做自己可以做得到的那些，
那就永远没有解决的可能。
七年｜之前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我觉得有一个访谈节目特别适合你，我帮你联络一下。只是，过了两天，他非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闾丘，对方觉得你的生活过于顺利了，所以不太适合他们的节目。
我让我的朋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我根本没有把上访谈节目放在心上，倒是他给我的理由让我想了半天，原来我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和挫折的人。
因为电视台记者这个职业的关系，我们这些人给别人留下印象的，就是在镜头面前的一切，于是很多人往往忽视了在镜头的背后，我们所付出的努力。
在大学里面演讲，学生们总是觉得，做一个记者，特别是一个名记者是多么风光的事情，甚至很多学生说，闾丘，我要像你一样，做一个战地记者。每次我都要泼一下他们的冷水，我说：其实记者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业。在香港，记者这个职业，让不少人好好地生活都有点困难。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金钱。至于战地记者，这个世界打仗的机会不多，即使打了，能够参与报道的媒体也不多，因此绝大部分人，都不能够成为战地记者。
其实我这样说，更希望的是，这些年轻人能够更加关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何面对各种困难。
这些年养成的工作习惯，就是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先要考虑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比如在去阿富汗之前，要假设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想怎样去解决。我们考虑到可能没有住的地方，于是我们带上了睡袋，结果虽然找到了栖身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