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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虽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每况愈下，可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声望仍旧很高，这么多年的通电积累，老百姓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动辄通电为民众着想的好人。对此邵飘萍颇感棘手，知道不能简单第把他写成“豫系公敌”、“鄂系公敌”啥的，那等于是帮吴佩孚。
想了许久，邵飘萍眼睛突然一亮。有了！你吴佩孚不是最喜欢为老百姓通电喊话和平么？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同种残杀，尤足痛心”么？你看看你的作为，和你说的是不是不同？这么多年来，你看看你打的仗，为国为民的是哪一仗？为直系为曹锟为你吴某人自己的，又是哪一仗？你当年通电骂皖系祸国殃民，为什么又甘为段祺瑞走犬？你当年通电骂奉系是国贼，为什么现在又跟国贼联手对付冯玉祥？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11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远的不说，吴佩孚最近一次的复出组织护宪军政府，完全是为了维护曹锟的贿选宪法，跟他通电时的满嘴大义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其实北洋军阀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吴佩孚通电名头太大，对比起来也最为讽刺。邵飘萍苦心孤诣拟出的批语，可说是至为辛辣。
吴佩孚对邵飘萍的这一评价什么反应，史无明载。不过张作霖是着实被骂疼了，新仇旧恨混在一起，让他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死记者。张作霖授意参谋长杨宇霆办成此事，杨宇霆又找来张宗昌，张宗昌也早看不惯邵飘萍，派人把他抓到宪兵司令部里枪毙。一代铁骨报人，就此死难。吴佩孚的这一外号竟成了他的绝笔。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他的遭遇，仿佛真的应了邵飘萍的那句谶言。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就是洪宪朝的初代与末代皇帝袁世凯。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的时候，就说这小子是第一等人物，然而日后灭亡民国者，必此人无疑。这种评价，和许邵评曹操的话差不多了。陈宦听说以后，怀恨在心，就向袁世凯进了谗言，把一代国学大师幽禁在北平龙泉寺内。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对亲信露出想当皇帝的想法。段祺瑞和冯国璋一直持反对态度，只有陈宦见风使舵，说大总统如果不当皇帝，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袁世凯大喜过望，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己儿子袁克文拜了把子。在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倾城相送。整个民国时期只有三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一个是黎元洪，一个是孙中山，还有一位就是他陈宦。给一个非北洋系的人如此面子，终袁一世也没第二个人。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而且这一次出卖得又狠又辣，一封通电就直接要了他的命。
这就要从袁世凯称帝说起。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称帝之后，举国大哗，无不愕然。一时间舆论滔滔，反对帝制之声四起，别说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一贯看袁世凯不顺眼的敌人，就连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心腹也对他大为不满。但袁世凯一生大风大浪都经历过，这些问题都不放在眼里，真正让这位一代枭雄心惊胆战的，却是他宿命中的天敌蔡锷。
蔡锷与袁世凯可谓是生死冤家，恨不置对方于死地。当日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北京，几乎被杀。这一次袁世凯逆天忤民，蔡锷岂会置之不理？于是距离袁氏称帝仅仅过了13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成立云南都督府与护国军，开始了讨袁护国，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护国运动”。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只欠一根引线。云南一宣布独立，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焦头烂额。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分别攻向广西、贵州和四川。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由蔡锷亲自挂帅。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不敢怠慢，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打败蔡锷。为了壮他的声势，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
北洋军装备精良，但却因为称帝事件而导致士气十分低迷，许多士兵心存疑虑，比不得士气昂然的护国军。从1916年初开始，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叙府、泸州、纳溪大战了数场，护国军在蔡锷的指挥之下，逐渐摆脱前期劣势局面，还成功策反了刘存厚部，让北洋军的军心大乱。到了1916年3月底，护国军终于打破了重镇泸州，川中震动。
而陈宦这时候在作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确实不负袁氏所托，打起精神与护国军周旋，还颇打了几个胜仗。可全国局势逐渐有了变化，他就和所有善于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一样，开始犹豫了。他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全国局势，发觉袁氏已经不得人心之极，除了北京筹安会那一群人以外，没有人肯帮他说话。自己究竟还要不要效忠袁世凯呢？陈宦那个时候也充满了矛盾，派了人去四处去探其他督军的口风，自己却难以下定论。
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他叫冯玉祥——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又佩服蔡锷。两下倾谈之后，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连写了数封书信，让冯玉祥带给陈宦，对他晓之以义，示之以利。
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左右为难。四川军旅庞杂，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即便是袁世凯，也对陈宦不放心，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还派曹锟入川，来监视他的动静。
陈宦思忖再三，最后决定去请教一下自己当年在京师大学堂时候的老师，骆成骧。
这位骆成骧骆老先生可不是一般学者，可算是民国一代名人，在四川享有极高的名望。骆老先生籍贯资中人，光绪二十七年乙未科殿试第一，和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同科，人称末代状元。可不要小看这个状元的名衔，要知道，有清260余年，四川一省只出过这么一个状元，可见他在川人中的地位。如今成都的落酱园巷，其实原名就是骆状元巷，是他在成都的居所，音讹字转成了如今的名字罢了。
这一位老先生一生耿直，当年他跟同学联句，对方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脱口而出：“不死总要出头！”其性格可见一斑。殿试之时，骆成骧面对光绪帝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策论中直斥国事，连慈禧太后都被批了几句，让递卷子上去的太监惊出了一身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