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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武曌并没有让这个世界陷入彻底的疯狂。
因为酷吏们始终在她的掌控之中。
无论武曌表面上多么宠信酷吏，她也只是把他们当成铲除异己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已。所以，她给予他们的权力通常囿于监察权和司法权之内，很少涉及行政权。综观武周一朝为患最烈的二十七个酷吏（参见《旧唐书·来俊臣传》），仅傅游艺因带头劝进之功而一度拜相，但时隔一年就被武曌借故诛杀，其他几个著名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均未掌握相权，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帝国大政。因此，武曌才能做到“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资治通鉴》卷二○五）。亦即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避免了大规模的动乱。
换言之，尽管在酷吏横行的十余年间，帝国的统治高层被清洗得面目全非，但是基层政权和民间社会却基本能够保持正常运转和稳步发展，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曌就像是一个高明的驯兽师，既能从容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最后，当武曌意识到酷吏们已经在政治上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时，尤其是当她确认自己的统治不再受到威胁时，她又能从容收网，兔死狗烹，给臣民们一个交待，还帝国政坛一个朗朗乾坤。
武曌比谁都清楚，杀戮立威只是一种手段，恐怖统治也不能维持长久，要想坐稳江山，就必须得人心，而要想得人心，就必须在适当的时机结束阴霾密布的政治冬天，逐步恢复帝国原有的法律和道德秩序。为此，武曌在诛杀来俊臣之后，便重新起用了一批颇具时望和贤名的正直官员，让他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十月，一个差点死于酷吏之手的前宰相终于从地方上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洛阳，开始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制度重建的工作。
他，就是一代名相狄仁杰。
第三章 李唐归来
【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树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
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体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一、以密奏的形式呈上，不会让武曌难堪；二、给武曌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让她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曌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然而古往今来，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实在是太稀有了。老百姓碰上这种官，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形同中了福利彩票；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没什么好委屈的。几千年来，老百姓碰上贪官、恶官、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高得多。在这一点上，今天和古代似乎也差别不大。所以时至今日，“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政声卓著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担任鸾台（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一年，狄仁杰六十八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可短短三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旋即贬为彭泽县令。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但是匡复社稷，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
当然，身为武周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武周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
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励，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