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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接获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及河南、江淮等地。
直到此时，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为帝，人心顿时大为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越发坚定。
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河北之前，郭子仪已经率领五万朔方精锐回到了灵武，原本兵少将寡的肃宗朝廷立刻变得兵强马壮。李亨大喜，当即擢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二人都兼任同平章事，且原任的职务全部保留。
随后，李光弼与郭子仪分兵，率五千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
很显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中的肃宗李亨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来，郭、李二人就成了唐军的一面旗帜，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归至肃宗麾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地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才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初步具备了一个戡乱朝廷应有的规模和实力。“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灵武，一座普普通通的西北边塞，如今却聚焦了天下人的目光，承载了李唐臣民的全部希望。
在这个四海分崩的非常时期，它已然成为帝国的灵魂。
【长安乱】
正当肃宗李亨在灵武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同时，沦陷的长安却在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
最惨的，当属滞留长安的李唐皇族。
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孙孝哲捕杀了霍国长公主（玄宗的姐妹）和众多的李唐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等。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并不仅仅是把这些天潢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之后还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挖出来祭奠他的长子安庆宗。此外，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素所憎恶的那些王公大臣，基本上也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致使他们脑浆涂地，鲜血横流，其状惨不忍睹。据说前后有八十多人死于非命。
在安禄山的恐怖统治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王公大臣遭遇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安禄山听说玄宗逃跑时，长安百姓趁乱哄抢了很多财物，便以此为由，命军队和各级衙门天天出动，四处抄家。凡是家中藏有些许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并将其逮捕治罪。而且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间，“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致使“民间骚然，益思唐室”。（《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毛泽东曾经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理古今皆然。虽然长安百姓没有像燕赵民众那样大范围地揭竿而起，但他们也自有抗暴的手段。
大多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跟燕军展开了心理战。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自马嵬分兵北上后，就天天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大喊：“太子大军来啦！太子大军来啦！”
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苦不堪言。白天，每当燕军望见北方的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来了，于是一个个惊惶奔走；晚上，他们经常会在睡梦中被街上那几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而醒来后便再也不敢入睡。总之，在长安百姓的频繁骚扰之下，燕军官兵基本上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日子一久，很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
除了心理战之外，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许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大，但却神出鬼没，让燕军防不胜防。燕军也曾经发动过几次清剿，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像春天里的韭菜，刚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让燕军伤透了脑筋。
燕军刚进入关中时，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京畿地区，而且北抵洛交（今陕西富县）、西至扶风（肃宗即位后改名凤翔，今陕西凤翔县）。
可到了后来，随着抵抗运动的不断兴起，燕军不得不大幅回缩战线，其力量所及，北不过云阳（今陕西泾阳县），南不过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西不过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基本上只据有长安一座孤城。燕军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西门，就随时有可能被抵抗组织灭掉。
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这种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燕军被牢牢牵制在京畿地区以内，既不能西进追击玄宗，也无法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此，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赋，才能通过襄阳西上，绕道上郡（今湖北郧西县），再通过凤翔中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
对于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李唐王朝而言，这条运输线无疑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只有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并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山河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陈仓县令薛景仙。肃宗即位后，第一时间就提拔了他，让他坐镇凤翔。事实证明，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凤翔的战略地位异常突出，它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更是帝国财赋运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
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
阿史那从礼大怒，遂煽动铁勒九姓、六胡州的胡人部落，很快就集结了数万人，并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即命郭子仪征调天德军（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讨伐阿史那从礼。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铁勒九部人）。仆固怀恩旋即命长子仆固玢出兵，不料却被阿史那从礼击败，仆固玢被俘。
数日后，仆固玢侥幸从敌营逃回，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军法和冰冷的铡刀。为了激励士气，仆固怀恩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见此情景，三军将士无不震骇。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同罗及诸胡联军。
击破阿史那从礼后，肃宗李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勾结诸胡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诸胡借兵平叛呢？！
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劲旅，克复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
肃宗被这个借兵的想法搞得兴奋不已，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他们出兵帮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
克复长安之时，土地和百姓归唐朝，财富和美女都归你们！
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
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
可是，这能怪李亨吗？
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他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
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
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
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
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
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
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
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
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
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