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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不太相信这件事是鱼朝恩所为，可关键的问题是——郭子仪会怎么想？倘若郭子仪听信坊间风传，或者利用坊间风传，愤然举兵讨伐鱼朝恩怎么办？
如今，这个相对平衡的三角政治格局是朝政稳定、社稷安宁的基础，假如此局一破，各种或明或暗的政治或军事力量势必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到那时候，社稷就永无宁日了！
代宗对此忧心忡忡。
不久，郭子仪从奉天入朝述职，代宗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了盗墓的事情，同时不无紧张地看着他的反应。
郭子仪很清楚天子在担心什么，因此自然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沉默片刻，随即泫然涕下，用一种既伤心又无奈的口吻说：“臣长期领兵，未能有效约束部分士卒的暴行，以至盗挖坟墓的事情屡有发生。臣今日遇到这种事，只能说是天谴，与任何人无关。”
“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闻言，顿时如释重负。
这话说得真好，不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三朝元老啊！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时值新春佳节，郭子仪照例回朝述职。初七这一天，他忽然收到了一封请柬。
请柬是鱼朝恩让人送来的，盛情邀请他一起去章敬寺进香礼佛。
章敬寺可不是一般的寺院，那是两年前鱼朝恩献出自己的一座豪宅，专门为死去的章敬太后（代宗之母）祈福而修建的。据说此寺“穷壮极丽”，工程量非常大，耗费的建材数量也极为惊人，整个京畿地区能够买到的木材全部投入都不够用，最后只好拆了曲江行宫和骊山华清宫的一部分，才算把这座寺院盖完，整个工程耗资“逾万亿”。
毫无疑问，这座章敬寺虽然挂着为章敬太后祈福的名义，实则无异于鱼朝恩的私人寺院。现在，鱼朝恩居然请郭子仪到这里进香，破天荒地向郭子仪示好，究竟是何用意？他是在向郭子仪伸出橄榄枝，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郭子仪对此颇感迷惑。
不过，很快就有人帮郭子仪廓清了迷惑，提供了答案。
答案的提供者就是当朝首席宰相元载。他私下通过郭子仪的亲信向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朝恩谋不利于公。”
也就是说，鱼朝恩是准备在章敬寺埋设伏兵，打算趁郭子仪不备把他一举除掉！
然而，这个信息不仅没有帮郭子仪廓清迷惑，反而在他的心头罩上了更多疑云。因为，元载跟郭子仪平时不过是在场面上哼哼哈哈、彼此敷衍而已，双方并无私交，他为什么要告诉郭子仪如此重要的信息？再者，元载是如何知悉鱼朝恩的阴谋的？他这么说有没有凭据，是不是在诬陷鱼朝恩？
疑团一个接着一个，让郭子仪难辨真伪、百思不解。
代宗朝廷的三角政治格局又一次出现了破局的危机。这个危机是否可以化解，就看郭子仪作何选择了。
郭子仪的选择很简单——去。
就算是龙潭虎穴，他也必须去闯一闯。
左右将领都劝郭子仪在衣服里面套上一件铠甲，同时带上三百名武装侍卫，以防万一。但郭子仪没有同意。他说：“我是国之大臣，鱼朝恩若无天子之命，岂敢加害于我？假如他真奉了天子之命，你们又能改变什么？”
随后，郭子仪欣然赴约，身边只有两三个家僮跟随。
鱼朝恩亲自站在章敬寺门口迎接，一见郭子仪随从那么少，大感意外，惊问何故。郭子仪就把那个“章敬寺设有伏兵”的消息告诉了鱼朝恩，然后笑着说：“我之所以不带多人，就是怕您动手时麻烦。”
你可以把这句话当成毫无含义的玩笑，也可以把它视为大有深意的警告。究竟要作何理解，就看你鱼朝恩是否真的怀藏阴谋了。
鱼朝恩一听，赶紧捶胸顿足，赌咒发誓，说绝没有什么“伏兵”之事，这都是小人陷害，企图离间二人关系云云。最后，鱼朝恩紧紧握住郭子仪的手，眼里挤出几滴浑浊的老泪，动情地说：“如果郭公不是一位忠厚长者，岂能对我不起疑心啊！”
当天，章敬寺太平无事，跟往常一样肃穆宁静。宾主双方携手礼佛，气氛轻松融洽，然后共享一顿丰盛精美的素宴，最后尽欢而罢。
没有人知道那天的章敬寺里是否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刀斧手，也没人知道究竟是元载陷害了鱼朝恩，企图令鱼、郭二人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还是鱼朝恩确实想除掉郭子仪，只是发现阴谋已经泄露，不得不临时取消了行动计划。
总之，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尽管如此，通过“章敬寺事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三角政治格局并不稳固。
因为，除了郭子仪之外，鱼朝恩和元载都显得咄咄逼人，大有置其他二人于死地之势！
换言之，就算郭子仪可以凭借他的明智、谨慎和宽容屡屡避开危险、化解危机，可在鱼朝恩和元载之间，却迟早会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平心而论，在三个政治强人中，最骄横、最嚣张的还是鱼朝恩。史称其“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代宗）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此外，鱼朝恩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在朝堂上虽然也很强势，可在鱼朝恩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低眉拱手，“默不敢应”。（《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鱼朝恩的张狂。
那是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一座新的国子监（国立贵族大学）在多年战乱后重新落成，“仅能执笔辨章句”的鱼朝恩却“自谓才兼文武”，忙不迭地学人家在讲堂上开讲经文。
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祭奠古代圣贤的仪式，礼毕照例要由一些硕学鸿儒升座登坛，为文武百官和学生们开讲儒学经典。于是，自认为满腹经纶的鱼朝恩就当仁不让、大摇大摆地上去了。
那天，鱼朝恩开讲的是《易经》。他专门挑了第五十卦“鼎卦”来讲。众所周知，鼎是国宝重器，象征国家权力，而鼎之三足则通常被用来指代宰相。鱼朝恩就开始借题发挥，大讲“鼎足折，覆公餗”。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宰相如果不得其人，就形同鼎的三足折断了，鼎就会倾覆，里面的食物便被白白糟蹋，犹如朝政被无能的宰相搞得乱七八糟。
当时在场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王缙，还有一个就是元载。
听到鱼朝恩借讲经之机公然侮辱在座的宰相，王缙当即怒形于色，而元载则怡然自得，脸上始终保持着一个矜持的笑容。
事后，鱼朝恩对左右说：“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他的意思是：喜怒形于颜色的人最容易对付，不值得担忧；恰恰是该怒而不怒、面对侮辱而面不改色的人，才是深不可测、值得提防的对手。
鱼朝恩的判断没错，元载确实是个值得提防、深不可测的对手，但他并没有料到，元载还是个后发制人、能杀人于无形的对手。
这种人在时机来临之前往往很会装孙子，可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可以把你施于他的所有侮辱和伤害照单全收，但是反扑的机会一旦成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把当初遭遇的一切加倍返还于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鱼朝恩尽管没有看错元载，但他毕竟还是低估了这个对手。
所以，他只能付出代价。
【破局：鱼朝恩之死】
很显然，在鱼朝恩、郭子仪和元载的三角博弈中，鱼朝恩已经逐渐居于强势地位。他因此越发忘乎所以，不仅视郭子仪和元载为无物，而且渐渐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满朝文武向天子奏事，可与不可都要凭天子决断，唯独鱼朝恩把奏章递上去之前，就已经料定事情必成了。换句话说，别人的奏章是在请求天子批准，他的奏章则仿佛是在通知天子执行。
此外，朝中大大小小的政务，只要事先没有知会他、没有让他参与决策的，鱼朝恩必疯狂叫嚣：“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听到这样的悖逆之言，代宗李豫当然非常不爽，但是为了维护朝政的稳定，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假装没听见。
不过，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终于有两件事激起了代宗的愤怒，让他忍无可忍。
第一件事，是鱼朝恩及其手下居然在禁军中私设黑牢。
为何设立黑牢？
答案很简单：为了钱。
鱼朝恩手底下有两个心腹，一个是神策军都虞侯刘希暹，一个是都知兵马使王驾鹤。他们贪图长安某些富豪的财产，就撺掇鱼朝恩设立了一个秘密特务机构，并网罗了一帮地痞流氓，专门捏造罪证，诬陷某些富豪犯罪，然后将其打入禁军黑牢，百般拷打，迫使他们招供，最后再抄没他们的全部家产。
表面上，这些没收的财产是入了禁军的府库，事实上谁都知道，入公账的只是零头，绝大多数则落进了鱼朝恩、刘希暹、王驾鹤等人的私人腰包。
由于禁军不受任何部门管辖，且自设黑牢不必走任何司法程序，所以鱼朝恩等人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干了好几年，不知有多少富豪死于非命，也不知有多少巨额财产落到了他们手里。
得知这件事后，代宗李豫大为震惊。
天子脚下，皇城根儿，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国法何在？朝廷纲纪又何在？
正当代宗为此又惊又怒的同时，鱼朝恩又变本加厉地搞出了一个“紫衣事件”。
鱼朝恩虽是宦官，但养了一大群儿子，最小的养子叫鱼令徽，年方十余岁，在宫中担任内给使，穿绿衣（六、七品官服）。有一天，鱼令徽不知何故与同僚吵了一架，回来就向鱼朝恩告状。第二天一早，鱼朝恩就怒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入宫，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太低，经常受人欺负，请皇上赐他紫衣（三品以上官服）。”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然想穿紫衣？
代宗觉得此事太过荒唐，就闭口不言。
没想到，还没等天子发话，有关官员就慑于鱼朝恩的淫威，忙不迭地捧出了一袭紫袍。鱼朝恩当场命儿子穿上，然后向天子拜谢。
事已至此，代宗只好勉强露出笑容，说：“此儿穿上紫袍，还是挺合适的嘛。”
鱼朝恩得意洋洋，鱼令徽欢天喜地，满朝文武皆垂首不语。
此时此刻，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子眼中掠过的那道杀机。
但是一个人注意到了。
他就元载。
元载无声一笑。几天后，他找了个机会向代宗密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代宗虽然极为宠信鱼朝恩，把他视为三角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允许鱼朝恩为所欲为。
人都是有底线的，更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之权的天子！而“黑牢事件”和“紫衣事件”，无疑已经突破了天子李豫的底线。
假如任由鱼朝恩的欲望和权力如此膨胀下去，代宗相信，自己苦心维持的这个三角政局迟早会被鱼朝恩打破。
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主动打破它，以便再造新局。
于是，代宗采纳了元载的建议，命他设计一个万全之策，务必一举除掉鱼朝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要收拾鱼朝恩，最重要的就是先摆平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鱼朝恩的贴身侍卫长周皓，鱼朝恩每次进宫，周皓必率一百名禁军士兵随行；另一个是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