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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堆奏疏，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这方面总算让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逐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穆宗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
李逢吉和王守澄就这样互为表里，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
穆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便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如今，天子李恒再次走上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
然而，李恒绝对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
正月二十日，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当天傍晚，刚届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就驾崩了。
二十三日，李逢吉自命为“摄冢宰”，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李湛还是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一人独大的朝堂】
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其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于是，朝臣中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结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等人，号称“八关十六子”。所谓“八关”，是说李仲言等八人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贿赂他们，相当于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另外还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只求洁身自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直不阿的人，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翰林学士李绅。
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子提拔上来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的贤相陆贽。
当初穆宗在位时，李绅就深受天子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贬抑李逢吉。此外，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进宫中，只要让李绅看到了，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内相”职权，不动声色地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痒。所以早在去年冬，他就曾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李绅扳倒。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御史中丞一职出缺，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他的理由是，李绅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政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人选。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批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这是在给李绅下套。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要看一场好戏。
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