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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原因很简单，首先，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且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可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有理由认为他们私交很深，甚至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所有人都对之记忆犹新，而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活的党争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站着宦官的身影。如今，宣宗李忱又岂能让宰相宦官相互勾结的一幕在他面前重演呢？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也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因为，李忱从即位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强势天子。
基于上述理由，李忱就必须把一切可能的危险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中初年，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人们不难明白一点——要在天子李忱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要在他的朝廷上当宰相，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六七个宰相中，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名叫令狐綯。
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綯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綯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把自己的相权让渡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
也是他的无奈之处。
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綯别无选择。
然而，即便令狐綯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专门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他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
有一次，令狐綯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綯。
令狐綯慌忙解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早已浸透了他厚重的裘衣。
在大中时代的十几年间，宣宗就是以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精明和难以置信的强悍驾驭着宰相和百官。
当然，如果总是表现得精明强悍，那宣宗的领导艺术就谈不上有多么高超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会显得宽厚而随和。就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一样，他总是优雅地举着鞭子，从容地把握着节奏，时而严苛猛厉，时而又会笑语温存。
可是，在宰相和百官看来，天子李忱笑语温存的时候，绝对比严苛猛厉的时候更加可怕。
比如有一次早朝，宣宗上殿的时候，脸上还是一副和颜悦色的表情，跟百官都很客气，让大家感觉如沐春风。可当宰相和百官一开始奏事，宣宗马上就换了一副脸色，神情威严，正襟危坐。等到奏事完毕，他又冲百官一笑，说：“大家可以扯扯闲话了。”接着就向群臣询问一些街头巷尾的奇闻逸事，或者主动谈一些宫中的琐碎趣事。
这一刻，百官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在朝堂上有说有笑地扯闲篇。可就在他们谈得热火朝天、浑然忘我之时，天子却突然板起面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诸位爱卿要好自为之。不知为什么，朕有时候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担心你们会辜负朕，以致日后不能再以君臣之礼相见！”言毕，立刻起驾回宫。
一听此言，百官无不悚然。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
直到天子的銮驾远去，一种无言的恐惧仍然凝固在他们脸上。
为相十年的令狐綯对此感触最深。他不止一次对亲信说过：“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既然能够把满朝文武收拾得服服帖帖，他当然也不想放过那些专权跋扈的宦官。为此，他曾经多次以谈论诗词为名，秘密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并屏退左右，单独与他商讨对付宦官的策略。
有一天，宣宗再次秘召韦澳，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一听，不无失望地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
韦澳面露难色，小心地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起用后进宦官，对付当权宦官。
宣宗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那些后进宦官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红衣（四五品），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宦官抱成一团！”
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宣宗只好把目光转向宰相令狐綯。他希望令狐綯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綯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
令狐綯呈上秘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
宣宗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
这不是废话吗？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前几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
不过，宣宗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
剪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不过，虽然宣宗没机会对付宦官，但是另一方面，宦官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宦官集团一直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
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不乏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加之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而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他。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这“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欢声雷动。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却怀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内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复。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义潮便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让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
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