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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酒事件之后，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彝一方面劝秦王对太子下手，一方面又劝太子除掉秦王，同时又跟高祖说了这么一句话：“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秦王居功自傲，不愿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您也知道，既然您不可能废黜太子而改立秦王，那就要早做打算。
封德彝很聪明，他没有明说应该做何打算，但是其潜台词无非是——早日铲除秦王，以绝后患。
此刻的李渊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封德彝的劝告是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一切都将变得无法收拾。
可问题是——老皇帝下不了这个手。
对于一个年逾六旬、儿孙满堂的老人而言，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和和睦睦更值得珍惜呢？还有什么比父子之情、天伦之乐更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呢？
没有了。
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固然重要，可要让一个老人为了这些东西而牺牲亲情甚至亲手除掉自己的儿子，那实在是太残忍了。
所以，尽管封德彝的话切中肯綮，尽管高祖手中的这碗水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他只能满怀无奈地把它端下去。
除此之外，李渊什么也做不了。
所幸老皇帝身边也不完全是反对秦王的声音。比如另一个心腹重臣陈叔达就站在秦王这边。他对高祖说：“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陈叔达的话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些内心的痛苦，也让他多了一个继续把水端下去的理由。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皇帝杀掉秦王时，李渊就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有定天下之功，而今又没有什么明显的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齐王咬牙切齿地说：“当初攻克东都洛阳时，他盘桓逗留，不肯马上班师，还散发大量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不是反叛是什么？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闭上了眼睛，一个字也不想再说。
齐王只听到一个长久的沉默。
老皇帝虽然老了，有时候难免轻信而多疑，可还没老到李元吉希望的那个程度。
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感到一根无形的绞索已经套上他们的脖颈，而周遭的空气也已变得日渐稀薄。
房玄龄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说：“如今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府廷血流满地，简直是社稷的灾难啊！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机，不容延误，必须尽早发动。”
长孙无忌说：“我早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你今日所说，正合我心，我马上去跟秦王说。”
当长孙无忌将他们心中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后，李世民沉吟了很久。
长孙无忌看见，他原本沉郁冷峻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尽管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妹夫眉宇间依旧英气逼人，但是长孙无忌还是注意到了，多年的戎马倥偬已经过早地在秦王脸上刻下了岁月的风霜，而紧随其后的这场旷日持久、临深履薄的政治博弈，更是让他原本清澈的目光变得日益浑浊而灰暗。
许久，长孙无忌听见秦王用一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传房玄龄。”
房玄龄来到后，迎面就说：“大王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今日之忧危，正是上天赐给的机会，请大王不要再迟疑了！”片刻后，杜如晦也匆匆步入了议事厅。他们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
李世民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光芒，可转瞬之间便又黯然消隐了。
房玄龄等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
秦王怎么了？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太子和齐王发动的这一波攻击中，除了进一步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不择手段地翦除李世民的羽翼。
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李世民麾下一位大名鼎鼎的骁将身上。
他就是尉迟敬德。
李建成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金银器皿。他在信中说：“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得到长者眷顾，并增进我们的私人友谊。”
尉迟敬德当即提笔回信：“敬德乃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秦王赐我以再生之恩，而今又列位秦府，唯当以一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不敢贸然接受重赏。倘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何用？”
同时，太子也给另一个秦王府将领段志玄送去了重贿，同样遭到段志玄严辞拒绝。
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诱降信拿给秦王看。李世民大为感动，说：“你的心志如同山岳一般坚定，纵然把黄金堆积到星辰，我知道你也不会变节。如果他再有什么馈赠，你只管收下，何须避什么嫌疑！你可以乘机刺探他们的情报，岂非良策？如果不这么做，你恐怕会有危险。”
李世民的判断没错。
看完回信的太子顿时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虎不发威，你还以为我是病猫！
当天黄昏，尉迟敬德的府第门前就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刺客。
齐王派来的刺客。
尉迟敬德对此心知肚明。他一脸冷笑，吩咐手下把府上的每一道门全部打开，然后自己高卧床榻，若无其事地等着刺客进来。
刺客傻眼了。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刺杀对象。
眼前门户洞开，可他不能这么冠冕堂皇地走进去。
刺客照例飞檐走壁地进入尉迟敬德府内，忽然感到周围好像有无数道目光正在盯着自己。
尉迟敬德躺在内室的床上闭目养神，并且悠哉悠哉地晃着二郎腿。外面的刺客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迟疑。他好几次沮丧地退了出去，又好几次不甘心地摸了回来。
然而最终，刺客还是不敢下手。
当这个手下灰溜溜地空手而归时，齐王顿时一跳三丈高——老子就不信收拾不了你尉迟敬德！
齐王立刻进宫，向高祖控告尉迟敬德谋反。李渊当然知道这是无端加罪，但是翦除秦王羽翼事实上也符合他的想法，所以当即把尉迟敬德拿下诏狱。
就在齐王准备在狱中对尉迟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此刻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明李世民得到了广泛的拥戴，从而为这场流血政变提供更多的正当性。
面对李靖和李世勣的拒绝，李世民作何反应呢？
《通鉴》称他“由是重二人”，也就是打心眼里尊重他们的选择，并从此越发敬重他们的为人。根据李世民在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从总体上说，贞观年间，李世民对二李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信任，并且一再予以重用。
虽然李世民并未因此怀恨，但是被人拒绝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何况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缺少这两位骁将的支持，肯定会让李世民感到一种极大的无奈和失望。
然而，不管内心多么失望，也不管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悬殊，太子都已经率先出手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已经形成，无论如何，这场迫在眉睫的恶仗都不能不打。
问题只在于，这一仗该怎么打？
最大的问题倒不仅仅在于实力的悬殊，也不在于时机的把握和战术的选择，而是在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李世民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