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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由于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订、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第九章 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
这样的奇耻大辱不啻于一道丑陋的伤疤，从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记忆之中，并且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李世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雪洗前耻、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从贞观元年起，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东突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颉利可汗宠信佞臣，导致政局大乱，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东突厥境内又遭遇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突厥传》）。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使东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国之兆。
此外，东突厥王室又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致命的分裂源于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突利小可汗封藩于幽州北面，统辖其国东部。贞观元年，严重的雪灾导致东突厥各部族无以为生，于是，突利可汗下辖的奚、霫、契丹等部纷纷叛离，归降唐朝，突利没有办法阻止。颉利大为不满，怒斥其统御无方。双方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颉利在讨伐北方叛乱诸部的战争中失利，于是征调突利北上平叛，没想到突利又遭遇惨败，仅以少数轻骑逃回。颉利怒不可遏，将突利囚禁了十多天，并施以鞭挞的惩罚。二人的关系就此严重恶化，叔侄之间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突利先是满腹怨恨，继而生出了反叛之心。而颉利对突利也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在随后的日子里连连向他征兵，试图削弱他的力量。
突利意识到颉利这是在温水煮青蛙，迟早会把他弄死，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
危急之中，突利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当年在豳州五陇阪与他“约为兄弟”的秦王、如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突利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颉利很快就得到消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发兵进攻突利。
突利急忙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都认为对付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更是强烈主张，应趁突厥内乱而将其一举荡平，否则将后悔无及。
然而，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大举出兵。
因为他知道，以唐朝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平定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
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削弱东突厥的机会。
所以，李世民绝不会无所作为。
他一边派遣秦武通率兵接应突利，一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十几年来，这个人一直盘踞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他，就是梁师都。
在隋末的逐鹿群雄之中，梁师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即李渊父子起兵之前，梁师都就已经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县）登基称帝了，此后一直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割据一方，虽然无力扩张地盘，可却活得长久。当四方的逐鹿群雄都已被李渊父子一一翦灭的时候，梁师都却始终活蹦乱跳。直到大唐王朝已经建立了整整十个年头，梁师都依然在他的独立王国里自在逍遥，始终没有出局的意思。
可是到了贞观二年，梁师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因为颉利可汗自顾不暇，再也罩不住他这个小弟了。
李世民先是打算“和平解放”朔方，于是给梁师都去了一封信，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弃暗投明，可梁师都偏偏不见棺材不掉泪，硬是不从。李世民遂决定武力铲除，把任务交给了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命他们想办法拔掉这颗扎在帝国北部十几年的钉子。
二刘很有谋略。他们第一步采取的是骚扰行动，不断派遣轻骑兵深入梁国国境，践踏摧毁其农田庄稼，使其人心惶惶；第二步，他们发动了间谍战，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朔方，造谣生事，上下撺掇，成功离间了梁师都与群臣的关系。自此，梁国国力渐衰，归降唐朝的人不绝于途。其国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发动政变，劫持梁师都举国归唐，不料事情泄露，李正宝逃奔唐朝。
经此变故，梁国上下越发相互猜忌。二刘意识到时机成熟，遂上表请求出兵。李世民当即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部出征，同时命刘旻和刘兰成协同作战。
在此之前，东突厥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