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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却正中赵高下怀。从小便为宦者，加上聪明又富才学，赵高对宫廷内的行政及皇权的运用了若指掌，因此深得胡亥信任。但在实际政治作业上，由于缺乏外界的资讯及经验，他还不如元老重臣的李斯，因而让赵高有着强烈的心理压力。
既然胡亥害怕处理政事，赵高便乘机兴风助浪地怂恿道：
“皇上本来便是尊贵无比，应当远离尘世俗人，不必处理复杂琐事。”
这句话是胡亥最爱听的，既然有这样的“理论根据”，他更乐得不再上朝听事，成天留连在后宫，纵情享乐，一切政事委由赵高。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赵高成了“假皇帝”，他权力欲甚重，事无巨细大小，事事干涉。但对于平定流寇、重建天下秩序之事，他却一点也拿不出办法。为了不让自己的弱点暴露，他竟下令不可在朝廷上讨论流寇之事。
等到周文的大军进逼到函谷关口一个名叫“戏”的要塞时，赵高才大感惊慌。
他一面埋怨李斯等对政事处置上的失当，一方面也只得向胡亥报告，希望借用皇帝的威权来解决此一危机。
突然接到这个紧急军情，胡亥也吓了一大跳，如同醉梦中刚醒过来的人，他急就章地求救于满朝文武。
对关东流寇问题了解最多的，是主管渔政和税政的少府章邯。
战乱发生不久，影响最大的便是各地方的租税和渔税，因此章邯比任何人都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半年来，哪个地方已沦陷，哪个地方仍平靖，他一清二楚。虽属文官，但他是传统的秦部落贵族后裔，有武学的基础素养，加上个性果断，度量宽宏，颇得人心，在文武官员中拥有不少朋友。平常交谈中，他们便常论及有什么方法可以应付当前的危机。因此对于这件工作，章邯的思虑最为完整而周密。
由于蒙恬事件及诸公子事件，使不少秦国原有的武装部队都被编入骊山陵的罪犯劳役中，其中更不乏作战力甚强的秦部落传统军团。为了对抗周文急奔而来的大军，唯有重编这股潜在的军事力量才足以胜任。
当天，章邯详细分析流寇态势，并向胡亥提出建议：
“盗贼大军已至，声势浩大，即使我们想召集附近的郡县守军来对抗，恐怕也远水救不了近火。在骊山陵劳役的罪犯中，不乏过去的军团，只要先赦免他们，重新编组，再加以短期集训，便足以对抗来犯的盗贼了。”
赵高虽对章邯抢尽风头的表现颇多不满，但以李斯为首的重臣强烈支持章邯，胡亥自己又无主见，赵高本身也不懂军事问题，只好顺水推舟地交给章邯去办了。
胡亥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命令章邯赴骊山免除“骊山众”之“罪行”，重新编组军团，至于人员不足部分，则将奴隶阶级的后裔也收编为后勤部队，尽速开往战场。
章邯大开府库，将秦军传统的黑色战袍战盔全部发给骊山众，连旌旗也是黑色的，使重整后的大军更显出一股凄厉、宏伟的模样，满山遍野，乌黑一片，军容十分壮观。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把政治分为四等，最上等的领导者无为而治，人民只知道有国君，而不感觉到其势力，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换句现代语汇来说，即一切都制度化，每个人依循运作模式，各负责其工作，达成其任务。
其次是必须努力去讨好人民，让民众感觉到其德政，不断地赞誉他，也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支持。这种刻意努力的领导者，充分显示一切未步入轨道，未正常化。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口号喊得愈响的，领袖愈不断需要人民表态的，便代表其尚有需要努力克服的缺陷。
再次等的领导者，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吓唬部属了，让人民至少在表面对他畏惧。这表示情势不安，统治者不得不板起面孔，以维持秩序及正常运转。
最末一等的领导者，则看不起民众，喜欢用权术以表现他的聪明。这种领导人本身诚信不足，人民也不会相信他。
所以真正的政治领袖，会努力建立制度化的常模，不喊口号，也不刻意呼吁民众效忠，时机不成熟，绝不发号施令。有耐心地维持住常态的努力工作，让一切顺理成章的达成其目标，人民感受不出领导者的手段，只认为一切本来便应该如此。
法家的学说源自于老子的“道学”，以建立制度来维持政治的常态运作，这的确是富国强兵、维持长治久安的好方法。只是商殃和孝公都急于尝试这新制度的力量，因此在政治力量尚未完全生根时便急于向外扩充，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把秦国带进了扩张主义的不归路。
扩张的结果，使现有制度无法承受其需求，因此张仪必须用权谋来维持王朝的声势，到了秦昭襄王时代，更不得不发动军事恐怖主义，来让民众畏之如虎狼了。
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使扩张主义达到最高层次，但王朝的力量也已显出力不从心的情形了。秦始皇从统一前强有力的精明领袖，变成神经质的暴君，晚年更酿成焚书坑儒的惨剧。扶苏、蒙恬、李斯、赵高等的强烈内斗，不择手段，使法治精神破坏无遗，已成了老子所谓畏之、侮之的最下等境界了。
殷通的态度充分显示秦王朝统一以后，其文化已趋于僵化，一味相信权术和投机，真是老子所谓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一个理想的体制，如果不能配合其环境发展掌握再生的契机，同样会趋于衰败的。
老子的“无为而治”、“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便在强调一切配合环境需要，顺其自然，该改则改，须止则止，才能永远维持体制永久不休止的生机。
刘邦大传……第二章 章邯反击
第二章 章邯反击
章邯一不作二不休，领战胜之军团，毫不休息便直接向荥阳城外的少数包围军团展开攻击。李归等心慌意乱，仓皇应战，立刻遭到击溃，李归及部将全部殉职，荥阳围城也获得解围。
秦王朝最后一员大将
章邯将骊山众组成了秦皇朝的最后一股防卫力量，总人数高达20万人。
最先逼近函谷关的叛军，则是由周文指挥的陈胜主力部队，人数虽已难考证，但也有数十万之众。
两位阵前大将都缺乏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
章邯官拜少府，本是九卿中最低层次的财税官员。不过他属秦部落贵族，从小接受严格武学训练，加上心思周密，从编组骊山众的成效看来，章邯的确具有相当不错的指挥能力和领导魁力。
周文是项燕军中负责占卜和天象的参谋，虽没有实际上临场拚战实力，但编组和调动军队也算相当在行，加上长年军事历练累积出的智慧，使他自认是陈胜阵容中的首席大将。
骊山众虽是劳役罪犯，但至少有一半以上是身经百战的秦部落军团。加上章邯擅长包装造势，整齐划一的黑色戎装，全黑的旌旗，使他们呈现出钢铁般的坚强斗志。虽然他们是政争中的牺牲品，对王朝权贵难免心存怨恨，但他们能为保卫乡土而背水一战，故士气相当高昂。
反观周文军团大多是由投机的杂牌军组成，他们虽是为求生存而反叛，但早期的过分顺利，使他们多少陷于骄傲又缺乏信心的矛盾心态中。虽然周文利用谋略制造声势，使原本土气低落的守军节节败退。但接下来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股怨气冲天。正想找地方发泄的生力军。
双方一接触，胜负立分。
赢得太顺利，使周文失去了应有的警戒心。
攻入函谷关，即进入了平坦的关中盆地。由于周文率领的是来自各地的杂牌军团，指挥及调度困难；因此在进攻咸阳前，周文有意先行重新整编，并和陈胜的总指挥部取得联系，乃决定在关内附近驻营。由于人数庞大，以及补给粮食的方便，营区的部署极广。
财政官员出身的章邯，比一般将领更重视情报的搜集。当他得知周文军团进入函谷关后便分散驻营、暂时休息的消息，立刻判断周文军指挥困难，警戒心松弛。于是他下令组成精锐的突击军团，由自己率领，火速攻打周文的大本营。
宛如一片乌云凌空而降，章郎的黑旗加黑衫军团，制造了压倒性的视觉震撼效果。周文大本营军队无心作战，纷纷溃逃。周文无法应付此一状况，眼看大势不妙，他老人家自己先抛弃军队，落荒逃出关外，直奔曹阳，才勉强稳住阵脚。
章邯的军队虽较少，但他以集中的兵力击溃周文主力，其余的杂牌军见状，立刻一哄而散。陈胜的主力大军至此完全崩溃，这也是陈胜阵营中的第一场大败战。
众将离心，陈胜阵营崩溃
主力部队战败消息传来，叛军的阵营中立刻产生变化。而第一个不服陈胜领导的却是最受陈胜敬重、学问也最好的张耳及陈余。
他们两人联合说服武臣自立为赵王，并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左丞相，邵骚为右丞相，并派人向陈胜提出报告。
陈胜正为周文主力部队的溃散而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却接到武臣自立为赵王的公文，不禁大怒，下令杀尽武臣家人，再发大军袭击新立的赵国。
柱国房君和武臣交好，便劝谏道：
“秦皇室未灭，却杀武臣等家人，不是又多了一个敌人吗？不如先派特使祝贺之，以安其心，让他们可保持在我们阵营内，并下令他们发兵西向攻击咸阳，以补周文兵败后的空隙。”
陈胜觉得有道理，乃依照房君建议，软禁武臣等家人于宫中，并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派遣使者北上恭贺武臣就任赵王位，并下令他们发兵击秦。
张耳、陈余向武臣表示：
“我们自立为赵王，并非陈王之意，今反派使者祝贺，并让我们发兵攻秦，若我们有幸击灭秦皇室，陈王便会派兵来对付我们的，所以不必听从其指挥和秦军对抗。不如北上攻打燕、代等国，南征河内，以扩大我们的地盘。如果赵国能南据大河，北有燕代，就算张楚王能击灭秦国，也没有力量直接攻击我们。如果秦国不灭，他们则更须依赖我们，赵国可乘秦、楚间的对抗之际，建立自己的根基并得志于天下。”
武臣认为有理，便假装答应使者，却一直拖延不肯出兵击秦，反而令韩广北上经略燕地、李良攻击常山（代地）、张黶经营上党，全力往南北两方向扩充赵国之地盘。
不久，狄城人田儋也在齐地自立为王。
田儋是原齐国王族，田氏在战国初期篡姜氏自立为齐王，族中优异人才甚多，尤其是田儋之堂弟田荣、田横，均为当代豪族。齐灭国后，田荣兄弟藏于民间，由于任侠仗义之个性，很得宗族长老及子弟之拥护，声望更在田儋之上，但限于氏族伦理，兄弟二人仍表示支持田儋。
陈胜的部将周市经略魏地，会北上至狄城，狄城守将坚壁清野，周市不能胜。
田儋乃伪装有奴隶犯罪应处斩刑，依法必须先向城将报备，乃偕同田氏青年子弟数人；身上藏短剑，缚其奴，要求晋见城将。城将不疑有他，接见之。田儋乘机带子弟击杀城将，并宣布：
“各地诸侯都已反秦自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