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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虚伪成风，物欲横流的世道，李老师显得很另类。
时任广汉郡太守刘咸强行召唤他，他还是不听。刘咸很恼火，下令要他去监狱养病，想找个机会把他给黑了。
请人出来做官，人家不玩，就要把人家搞死，这是王莽的典型作风。
这时候，有人劝阻刘咸，说是坚决不能这么杀李业，从来没有听说过用牢狱之灾相威胁来访贤求才的。于是，刘咸就放过了李业。
不久，王莽亲自安排，想请李业到中央文教机关任职。李业称病坚决不干，宁死不陪王莽玩，干脆隐姓埋名，绝迹山林。
公孙述称帝后，听说李业是个人才，就多次征召他担任博士。但是，李业还是那个脾气：别管怎么说，就是不跟你们玩！
公孙述恼羞成怒，搞一把流氓政治的念头油然而生。反正称帝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不再对任何人手软！
于是，他派大鸿胪尹融带着毒酒来找李业。
按照公孙述的交代，尹融向李业传话：“你要是出来干，可以安排你公侯的位子，否则，就给你毒药喝。”
在选拔使用干部时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完全可以说是公孙述在王莽基础上创造的经典！
但是，尹融并没有公孙述的心黑，他不能改变公孙述的态度，就想尽量地劝说李业。
尹融苦口婆心地劝李业，想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角度打动他，但李业不从。
尹融不知是怕自己完不成任务不好交差，还是担心李业本人拿起鸡蛋往石头上碰，就委婉地要求李业跟自己的家人商量再做决定，其实是希望李业能被自己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安危所打动，回心转意。
李业再次坚决回绝，断然说：“大丈夫早就拿定主意，干什么还要婆婆妈妈的！”他说着拿过毒酒，饮而身亡。
李老师宁死不愿意在公孙述公司参股的情况传开，公孙述十分震惊。他虽然称帝后已经不想再对任何人手软，但从个人角度，怕落下个“杀贤”的罪名。于是，他想忽悠大家一把，派使者带着礼品来吊唁李老师，玩个猫哭老鼠的花招儿。
对此，李老师的家属坚决不接受。
刘秀平定巴蜀以后，听说了李业的故事，专门下诏褒奖他的节操，要求《益部纪》记录他的高风亮节，并配有插图和画像。
其实在巴蜀一带，像这哥俩儿这样以死来抗拒公孙述征召的干部、知识分子还大有人在。
不仅如此，还有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了逃避公孙述的召唤，为了不跟着公孙述瞎折腾，有的装病，有的装疯卖傻，演绎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比如犍为郡人冯信、任永，当公孙述征召他们并且许以高位时，都假装自己是青光眼，是盲人，说自己看不见东西，实在不能胜任工作。
后来，这哥俩儿听说公孙述被刘秀的手下砍了，都用水洗脸说：“现在世道平安了，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了！”
公孙述自立称帝，搞到这个人人想弃而远之的份儿上，要是有点自知之明，真应该去撞墙。
对于这些坚决拒绝公孙述而又有德才的干部、知识分子，刘秀调查了解后，都给予使用、优待。
王莽用人，燃起遍地反抗的烈火；彭宠用人，他两口子都被自己的亲随把脑袋割了；隗嚣用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逃跑；公孙述用人，巴蜀交通困难，逃跑不便，大家就宁愿死了疯了也不陪他玩！
仅凭这点，就能够看出来一个人能走多远。
一个政权，一个角逐一哥位子的人的成败，在极大的程度上，是其用人的成败。
好，看看刘秀是怎么做的吧。
第三十七章 武功之后有文治
刘秀这时候已经非常厌弃战争，认为目前天下太平，老百姓人心思稳定，思发展，思改善民生，思休养生息，实在不想再劳民伤财。见有的同志还是这样跟不上形势，刘秀干脆下诏，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自己厌武修文，让国家和百姓休养生息的战略思想。于是，大家再也没有谁敢提出来黩武用兵了！
对于上面说的这些，史称“臧宫黩武，光武厌战”。
以公元36年11月公孙述败亡、巴蜀归顺为标志，刘秀基本上取得了统一全国大业的胜利。
从此以后，地方割据势力也有露头的，反叛力量也有出现的，但都没有形成气候，也很快被刘秀搞定了。
在刘秀执导的社会人生大戏中，我们以前看到的基本上是武戏，或称“武功”。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欣赏他的文戏，也就是他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的一些举措，或称“文治”。
全面欣赏和了解刘秀的文治武功，才能够更好地感受和认识他作为社会人生大戏导演的功力、魅力及其影响。
如果说刘秀的武戏惊心动魄的话，他的文戏也是精彩纷呈。
他的武戏很是让人过瘾，但那并不是他所喜欢的。为了打江山不得不动武的时候，他并没有客气，那些跟他竞争一哥大位的各色人等，一个个被他踹倒在地，大多重伤不治而亡。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打江山而打江山，为了踹人而踹人，当对手被摆平，局面稳定下来后，他想多干点工作，造福社会和百姓。
如果说他的武戏主要是把人干掉的话，那么他的文戏主要是团结各种各样的同志把工作搞好。
把武戏演好，够狠够精明即可，而要把文戏演好，则要充分全面地表现出他的素质、修养、技艺和魅力。
所以，内行的朋友还是喜欢看文戏的多。
皇室血统论——旗帜是个好用的玩意儿
从古代到现在，对刘秀的评价略显不公，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但史家给他有两顶桂冠，至今没有人提出异议：一顶是“定鼎之帝”，一顶是“中兴之君”。
所谓“定鼎之帝”意思是说他是开国君王。
传说上古夏禹铸造了九个鼎放在都城，比作天下九州岛，此后一直被历朝历代当做传国重器和信物，谁打下或者抢来天下就被称作“定鼎”。
史家说刘秀是定鼎之帝，就是说他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几乎是白手起家，通过艰苦的打拼，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所谓“中兴之君”说他是延续并且光复了刘氏汉室。
在刘秀之前，中兴国家的君王不乏其人，比如，西周的第十一代国君周宣王姬靖，西汉的第七代国君汉昭帝刘弗陵、第八代国君汉宣帝刘询，就是把在自己的老爸（或者爷爷）手上快要被玩完的国家给重新拾掇好的。
两千多年来，世代更迭，人世沧桑，但从没有人对刘秀的这两顶帽子提出异议，充分说明他戴着是合适的，当之无愧的。
但是，刘秀本人却更愿意戴“中兴之君”的帽子，这样更能表现出自己的气质和追求。
刘秀一直自称是西汉刘氏宗室的后代，一直都高举复汉兴刘的旗帜，一直都彰显自己的汉室血统。他身为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后裔是清楚明白的，血管里流的是刘氏汉室的血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不好意思，刘邦的血液历经九世到了他那儿，已经非常稀薄，在他的总血容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很小很小，在刘邦数以十万计的后裔中，他家只是一支不起眼的疏枝。
为了适应普遍存在的“人心思汉”“复汉兴刘”的社会思潮，或者说从政治的、实用的目的出发，刘秀认为汉室血统可用，就像民心可用一样。
他看得很准！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无论是早先的反莽武装，还是王莽灭亡后的割据势力，基本上都是把握了“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高高举起“复汉兴刘”的大旗，这样搞起阴谋和阳谋来都屡试不爽。
那些反抗王莽的宗室贵族和地方干部，往往一扯起“拥刘复汉”的旗帜，立即就一呼百应。
刘秀、刘縯兄弟的舂陵子弟兵本来并不强大，但他们很快实现了跟绿林军的联合，并且建立了由本家兄弟刘玄当名义上一哥的更始政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刘汉宗室血统。
此间，宗室后裔称雄要打刘汉的旗号，如刘永；外姓人竞争一哥的位子要跟刘汉扯上关系，如河北的王郎诈称是西汉成帝的私生子刘子舆；横扫大半个中国的赤眉军一般是见谁砍谁，但知道刘玄的更始王朝移都洛阳时，其高级首领二十多人便风尘仆仆地赶去归顺，他们不久建立自己的王朝时，赶鸭子上架也要找一个姓刘的放牛娃来当一哥；即使巴蜀的公孙述想自立，最初盗用的名号也是叫“辅汉将军”。
公元27年初，赤眉军投降，刘秀在洛水列兵吓唬他们，赤眉的丞相徐宣说，他们现在归顺是“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
这都说明，思汉复汉、拥刘兴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参加的社会运动，是一种方便实用的政治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时尚。这样，谁拥有汉室正统身份，当然是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
本来身上就有点刘汉宗室血统，自己也吃了不少这方面的甜头儿，刘秀为什么不好好地彰显这种血统呢？
但是，刘秀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血统而已，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吃不能喝，说它有用，它有用得要命，说它没用，它其实就是个工具。
这种宗室血统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是没戏的，而要是掌握在英雄手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年刘秀在河北跟刘氏宗室赝品王郎斗法时，王郎想谈判。
刘秀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就对王郎的使者杜威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
这就是说，即使西汉成帝从坟墓里重新活起来，天下也不可能是他的了，何况王郎是宗室赝品。
刘氏宗室，刘汉皇室血统是工具，用来打天下才是正经的。这是刘秀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出来的是实话。
但是，刘秀很少这样说，而总是非常虔诚地标榜：自己就是刘汉宗室正统！
刘秀称帝时，新莽之后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已经不少了。
绿林军立的更始帝，赤眉军立的刘盆子，都是被当做刘氏宗室硬扶上去的。而在睢阳，梁王刘永的称帝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而刘秀不顾重名、盗版之嫌，毅然决然地使用“汉朝”名号，看中的就是刘汉宗室这块招牌的巨大的政治效益。
登基之后，刘秀大力塑造自己作为刘汉宗室，大汉皇帝继承人的形象。
他对自己这种形象的塑造和设计，除了见诸日常的工作、政令、措施，还集中表现在他的祭祖活动中。
比如，公元25年8月，登基才两个月，他就为刘邦等列祖列宗建立祠堂，虔诚地祭祀。
公元26年1月，他在洛阳城南正式建立皇家高庙，以及一系列的社稷祭祀设施。
同年12月，他专门下诏，为刘氏宗室落实政策，说：“室列侯被王莽所废，祖灵无所依归，现实生活困难，朕非常同情。现在宣布，恢复宗室列侯的封国，如果列侯本身逝世，当地立即把其子孙的名单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有关部门，给予封拜。”
公元27年2月，他在宗室高庙举行祭祀仪式，正式接受传国玉玺。
刘秀在祭祖仪式上接受传国玉玺，显然形式大于内容，是在向世人表态：朕一定要把刘汉国脉很好地继承下去。
公元29年7月，刘秀御驾亲征董宪，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之中，他亲临沛县，祭祀高庙。
公元30年4月，他巡幸长安，拜谒高庙，祭扫西汉从高祖刘邦到平帝刘衍共11位皇帝的陵墓。
公元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