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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特别是秦汉时期，从干部到群众，各个社会阶层穿什么衣服是十分讲究的，因为穿错衣服被判罪甚至杀头的并不少见。谁不信，弄一身龙袍穿起来到街上走一圈儿试试。
当刘秀打扫好场子，迎接更始将士进城的时候，很多洛阳及附近的老百姓跑到大街上看热闹。
大家都想知道，更始将士勇不可当，战昆阳，下宛城，攻长安，还把王莽给切片儿，特别是跟随更始朝廷来的这一拨儿，到底是人中龙凤，还是天兵天将？
大家快看，那边来了！
我的乖乖！这……
当更始王朝的高级干部率领将士走到跟前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更始官兵仪仗杂乱无章，个个穿着五颜六色的女人衣服，头上胡乱裹着破布，简直就像刚刚打了败仗，或者抢了东西回来。
大家莫不暗暗发笑：原来如此！
昆阳大捷是他们打来的吗？
宛城是他们拿下的吗？
长安是他们摆平的吗？
王莽是他们切片儿的吗？
……
更有一些见多识广的，见更始将士服饰仪态如此不堪，认为很不吉利，恐怕有灾祸发生，像发现瘟疫一样，干脆跑向别的地方躲开了。不少有见识的人认为，只有狼奔彘突、惊慌失措的人才能至此！
而等到刘秀司隶校尉府的干部职工走过来的时候，只见他们个个服饰整洁端庄，仪态自信威严。大家非常高兴，肃然起敬。特别是一些旧日的老官吏，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想不到今天还能看到汉朝官员的威仪！”
于是，很多人都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情，而一些有远见的人，则把光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悄悄地倾向于他。
为渊驱鱼——更始政权的糟糕统战工作
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无论从理论上、道义上还是政治上，都占据了复兴汉室的制高点。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就是这一拨人打垮了万人唾弃的王莽政权，满足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愿望。
至于具体活儿是谁干的，很多人并不知道详情。
由于全国各地的武装割据势力还很多，很多人都对一哥的岗位有想法，更始政权要想控制全国整个局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于是，更始王朝在住下来以后，立即着手把政权的骨架搭建起来。
创立政权既是体力劳动，更是脑力劳动，既需要广泛的人脉支持，更具有极高的技术含量，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干好的。
由于在这个王朝的高层，“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充分发挥着作用，真正能干好这个活儿的干部几乎找不到。
这样，更始王朝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得很简单，派出许多使者到有关郡国去通知：谁先归顺就承认和恢复谁的爵位。
这也就是说，别管你是原来新莽的干部，还是拥兵自称的豪强，只要你率先投降，承认我更始政权，那么你该干啥还干啥，原来多大的官儿还是多大的官儿，原来管理多大的地盘儿还管理多大的地盘儿。
为了尽快收降各地，更始王朝给了这些使者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问题，相机行事，还可以用更始皇帝的名义任命二千石（省部级）以下的官儿。
这些使者的基本素质是很低的，他们手握超过一般钦差大臣的重权，到了地方作威作福，敲诈勒索，随心所欲地提出个人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撤除干部。
一开始，更始王朝收复地方政权的工作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表面看来这些工作进行得很热闹，其实是完全失败了。
不久，更始干部以自己低下的素质、恶俗的作风胡作非为，很快出现了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工作简单粗糙，根本没有起到巩固更始政权的作用；二是向各地深入广泛地宣传了更始干部的腐败、懦弱和无能；三是直接把各地的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物排斥出去，推向了自己的反面。
看看更始的使者是怎样收复幽州上谷郡的吧。
前汉的上谷郡大体在今天河北省西北部一带，郡治沮阳在今天的怀来东南，王莽登基后，把郡名改为朔调，郡太守改称连率。
郡太守耿况是个精通儒学的文人，发现变天了，考虑到自己是王莽政权任命的干部，很是不安，就派自己的长子耿弇去洛阳打探虚实，好决定自己和家族的进退。
儿子还没有回来，更始的使者就先到了。
更始使者一来到，耿太守不知深浅，就连忙亲自出来接待，并按照规定呈上太守的印绶，明确表示了自己愿意归顺更始王朝的态度。
使者收下印绶。
按照更始的规定，使者应该查验后还给耿况，宣布承认他的太守身份和地位。但是，使者没有马上归还。
到了第二天，使者仍然没有把印绶归还耿况的意思。
印绶是地方官儿处理政务的凭信，是安身吃饭的家伙。没有印绶，官员不能处理政务，丢了印绶，官员被拿问，甚至判刑、杀头的可能都有。
郡秘书长（功曹）寇恂见势不妙，十分气愤，带上几个兵去见使者，要求立即归还太守的印绶。
寇恂不仅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个猛人，而且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
使者不仅不归还印绶，不说明理由，还打着官腔斥责寇恂说：“我是天王（更始皇帝）派来的使者，你一个小小的功曹想威胁我吗？”
寇恂也是不世之才，不仅没有被吓住，反而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质问使者：“我并不敢威胁使君，只是认为您考虑问题实在欠周详。现在天下刚刚初步安定，新朝廷的信义还不为人所知，您奉更始皇帝的使命巡临四方，有关郡国没有不伸着脖子、侧着耳朵望风归顺的。现在您刚到上谷就不守信用，破坏归顺之心，催生离叛之意，还怎么号令其他郡国呢？况且耿太守在上谷，长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爱，现在看来您要换了他。假如换的是个贤能的人，在这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会给地方带来骚扰，假如换的是个无德无才的家伙，只会更加添乱。我为您着想，还是不如把印绶还给耿太守，让广大干部群众安心吧。”
寇恂的这番话理直气壮，用大信、大义、大理，对使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得很有水平，也很有分寸。
这个使者如果稍微有点儿素质和政治头脑，应该顺水推舟，把印绶还给耿太守，安定了局势，自己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卖给寇恂一个人情。况且，寇恂是带兵来的，摆明了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但是，这个使者就是这么不识时务，既不正面回答寇恂，也不交还印绶。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只有两种可能，他要么是不知轻重是非的庸才，要么是索要好处，或者其他个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非要在这儿敲一笔。
那就不能客气了！
于是，寇恂立即命令手下，以使者的名义请耿况过来。
耿太守刚一进来，寇恂立即上前从使者那儿夺过印绶，把系着大印的绶带给耿况挂在身上。
看来使者不过是欺软怕硬，见此情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宣布任命耿况为上谷太守。
就这样，上谷郡新旧政权的交接算是完成了。
由此可见，寇恂对形势的把握，处理事情的机智果敢，都是更始使者不能相比的。
他实在是个人才。
当然，他对更始的失望也由此更加强烈了。再加之早就从内心仰慕刘秀，他就加快了追随刘秀的步伐。
由此也可见，更始王朝收降恢复地方政权的工作，不过是个黑色幽默。
再看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郡的情况。
渔阳郡是上谷郡东边的邻居，更始收复它的工作没费吹灰之力。
更始派来这儿的使者名叫韩鸿，是宛城人。很巧，韩鸿一到渔阳，就遇上两位老乡，一个叫彭宠，一个叫吴汉。
彭宠出身干部家庭，他的老爸彭宏曾在前汉哀帝时任渔阳太守，威震一方。王莽篡位后，下狠手收拾不听话的干部，彭宏与著名的鲍宣等正直的官员一起被害。
老爸死后，彭家生活陷入困顿，彭宠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他很年轻时即在家乡出任郡机关干部，后来又任王莽大司空王邑的僚属（元士），跟随王邑镇压舂陵子弟和原绿林军数部组成的联军。
所以，彭宠又是与更始联军结过仇的人。
后来，听说自己的弟弟加入了更始联军，彭宠知道王莽的人手黑，怕受弟弟牵连被害，就与同乡吴汉一起逃亡到渔阳，躲在老爸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家里，暂时栖身。
吴汉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宛城乡下担任过村民组长（亭长）。王莽末年，吴汉因为朋友犯事儿受牵连，逃亡到渔阳，以贩马为生。
渔阳已是边郡，加上大灾荒引起的大动乱，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吴汉是豪侠型的性格，身在异地，生活贫困，贩马又赚不下几个钱，但他轻财好义，每过一处，都很注意结交豪杰人士，老乡彭宠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结交的。
彭宠后来数易其主，又割据自立，在腥风血雨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找到北，被刘秀打趴在地，死得也不太好看；吴汉勇武绝伦，阴鸷残忍，谨慎尽责，后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了很多功勋，官至刘秀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名列“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目前这哥俩儿都是流民，躲在渔阳混饭吃。
眼下，韩鸿在渔阳遇到彭、吴二人，叙起老乡情来非常投机。
彭、吴既然是逃亡，当然应该躲着公职人员，而韩使者肩负重要任务，当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跟渔阳高层人物打交道上。但事实是，这哥仨儿就是见面了，而且是“宾主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军事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不知是因为高兴一时冲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韩鸿立即充分行使使者权力，任命彭宠为偏将军、代理渔阳太守，给吴汉也弄个县长干干——让他当安乐县县令。
安乐是渔阳郡所辖的一个县，就是今天北京的顺义。
且不说彭、吴将来如何如何，当时一个是开小差的，一个是逃犯，韩使者像玩儿似的随即委以重任，看起来是开玩笑，其实是更始王朝的干部政策使然。
这样，渔阳就算“归顺”了更始政权。
前面说了，刘玄等一伙“劣币”收复基层政权的工作表面看来热热闹闹，其实是完全失败的。他们不仅没能巩固更始王朝，反而充分彰显了自己的腐败、懦弱和无能，并且把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才直接推给了刘秀。
比如耿纯，他也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父亲耿艾曾经任王莽的封疆大吏（济南尹）。
耿纯早年曾游学京城长安，在王莽的中央大员大司农手下工作（纳言士）。王莽倒台后，在更始这次收复工作中，奉命出差来济南的使者是大家熟悉的舞阴王李轶。
耿艾归顺更始，被李轶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怀抱经天纬地之才，想在更始政权中谋个一官半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此时，李轶与李通、李松兄弟三人在更始王朝封王拜相，权势显赫。特别是李轶，自以为是陷害、谋杀刘縯的主要挖坑人，为建立更始王朝立了大功，加上私德不修，他把持朝政，弄权营私，为所欲为。无论在京城、在封地，还是出差在外，李轶都宾客盈门，前来求他办事儿、投其所好的不计其数。
耿纯求见李轶，屡屡难以如愿。后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