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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要创立一个国家，或者说建立一个政权，无论多么俭省，也要做这样几件事：
一是称帝，大胆告诉世人自己就是一哥；二是定都，不光是为自己和文武大臣找个办公地点，更重要的是，要把都城和自己包装成万人朝贺的中心；三是封官，建立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官僚体系，以及部队的军官体系；四是宣传，就是通过多种形式告白天下，自己当一哥是天意，是天经地义的，跟着自己走是聪明的，是绝对没错的。
这几件事的前两项可以说是硬件建设，后两件事可以说是软件建设，相当于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称帝，定都，目前刘秀均已完成，他着手加强自己团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也已非一日。
关于刘秀进行思想、组织工作的事，是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一是刘秀起事以来一直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作为号召和凝聚干部群众的思想理论武器，并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创新。二是他始终牢牢抓住用人权，北上河北时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使用干部，比如让冯异担任秘书等，每攻略一地，他往往是事前争取当地干部，得手后安排自己信得过的干部。他称帝时任命了一批干部，定都洛阳又大封百官。三是把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高度统一起来，使之融会贯通，换言之，就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来使用干部，通过干部来贯彻自己的思想导向和政治纲领。
后人曾经评价说过，刘秀是最会用人的皇帝，这是准确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刘秀用人是成功的。他的手下，无论是论功行赏，还是量才使用，绝大多数能够胜任，像萧广这样的只是极少数。
但是，必须实事求是指出的是，刘秀有时候以谶选官，也就是说他有时候按照谶文选拔干部，谶纬应用于干部人事工作之中，产生了很多弊端，也使他倍受非议。
先来认识一个人：王梁。
王梁，渔阳郡要阳（今河北丰宁东）人。其实老王也是个不错的同志，刘秀平定河北的时候曾见识过他，只是当时英雄如林，老王又很低调，对他印象不深。
老王早年在渔阳郡机关上班，彭宠任郡太守时安排他为狐奴县令。在寇恂、耿弇的联络下，彭宠派渔阳军南下支持刘秀时，就是安排时任狐奴县令王梁、时任安乐县令吴汉、时任郡护军盖延带队的。
广阿会师后，刘秀任命他为偏将军。拿下邯郸时，刘秀封他为关内侯。河北平定后，刘秀又任命他为野王县令，让他主政一方。野王县在河内郡境内，老王受郡太守寇恂领导。
可见，王梁是有一定的能力和建立了一定的功勋的，只是刘秀身边能人太多，老王并不太显眼。眼下，刘秀定都洛阳，在研究大司空人选时，想到了他。
大司空的岗位职责是主管城乡基本建设并参与研究中央大政方针，与相当于总理的大司徒、相当于军委主席的大司马，并称“三公”“三独坐”，大体就是中央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意思，地位极高。
刘秀想把这个位子给老王，完全因为刘秀的同学、那个奉劝刘秀称帝的彊华奉献的《赤伏符》里有句话：“王梁主卫作玄武。”所谓“玄武”，就是龟，时称水神、主北方的神，而大司空主管水利土木，硬扯当然能扯到一起。
刘秀就根据这句谶语，任命王梁为大司空，封为武强侯。
其实刘秀心里也明白，纯粹按照军功，比王梁表现突出的大有人在。
刘秀以谶语选官，使人想起当年王莽按照骗子哀章伪造的符命安排干部，同样荒诞不经。两人的共同之处是既多少有点信谶语，又多少把自己的政治目的掺杂其中；不同之处则是王莽一意孤行，刘秀则从善如流。
比如，刘秀本来还打算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因为谶语里有句“孙咸征狄”。
但是，此举刚有动议，立即遭到众人一致反感和反对。理由很简单，表现更加突出的堪当大司马重任的有的是，无论凭什么都轮不到孙咸。
这次，刘秀怕犯众怒，就下诏让各位大臣民主推荐大司马人选。
大家推荐的目标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吴汉、景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吴汉、景丹确实是战场上勇冠三军、冲锋陷阵的旷世之才，他们过去都有精彩表现，刘秀对他们也很满意和信任。
刘秀虚心听取并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说景将军是典型的北方大将，确实是个人才，吴将军功勋更大。
按照传统的官制，骠骑将军与大司马级别是差不多的。于是，他下诏任命吴汉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刘秀定都之后，最好做的工作就是干部工作。在河北地区征战有日，他的身边早就聚集了一批忠心耿耿、素质较高的文武人才，西汉的官制又比较健全，他只要按照组织程序和干部选拔任用条件，根据当事人的功劳和德才，把大家拉过来对号入座就行了。
而他有时按谶语选官，就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也遭到广大干部和后来史家的批评。
好在他心胸开阔，尊重群众意见，知错即改，加之他按谶语选的干部也具有相当的素质和业绩，而不是像王莽、更始那样把一些社会渣滓扶上高位，他总的来说在用人上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刘秀虽然已经定都洛阳，但长安还在赤眉军手里。
他心里很不安，希望早点把长安拿下，就催促邓禹加紧军事行动。
这时，邓禹正按照刘秀的安排，在河东率大军西进。
作为刘秀的首席智囊，邓禹谋略超群，指挥有方，对更始连战连捷，还不断取得和扩大根据地。刘秀一称帝，任命的首批干部就有他：任命他为大司徒，封为酇侯。
在颁布对他的任命时，刘秀搞得很隆重，专门派出使者到前方送任命书，对他赞赏有加。
刘秀的任命文件说：“前将军邓禹，极有忠孝之心，经常与我运筹帷幄之中，而又决胜于千里之外。也正像孔子所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弟子们对我更亲近了。邓将军在前方斩将破敌，平定山西，功勋巨大。目前当地的百姓不文明，不友爱，邓将军作为司徒，要开展深入细致的精神文明建设，其要义在于教育干部群众要宽厚。现在朝廷派遣奉车都尉授予印绶，册封酇侯，食邑万户，希望能慎重行事。”
这里，刘秀夸奖邓禹可比张良、萧何，而让他食邑万户，已经是最高的赏赐了。
这时，邓禹年仅24岁。很显然，他年轻得志，是乱世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邓禹得到如此恩宠，深感责任重大。作为大司徒，他本来应该总理朝政，但帝国初创，面对战局，他只能按照刘秀的安排先把仗打好再说。
刘秀向左，邓禹向右——谁的意见是对的
历史的复杂和时局的微妙在于，它上演戏剧往往没有固定的剧本，也往往时不时弄出点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
刘秀派邓禹西进，目的主要是看笑话，待更始、赤眉打得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而邓禹动作太大，在客观上帮了赤眉一把，更始把过多的兵力用于防范邓禹，就根本经不起赤眉拳打脚踢了。
这时候，赤眉控制了长安及周边地区。
最可怜的是长安及周边的老百姓，在经历了王莽的暴虐、更始的无道之后，又不得不再经受赤眉的掳掠奸淫，长期难以脱离水深火热。
邓禹深得刘秀真传，那就是治军治政先做君子，待人真诚。
他乘连战连捷之威，丝毫没有放松对部下的管理，严肃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爱惜百姓，秋毫无犯。
当地的老百姓受苦受难惯了，一见邓禹的军队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纷纷扶老携幼前来欢迎，很多人强烈要求参军，每天来投军的数以千计。很快，邓禹的部队壮大起来，号称“百万大军”。
而邓禹本人也表现得很有君子风范，无论走到哪里都停车驻马，对老百姓问寒问暖，安慰勉励。
男女老少聚集在他的车前马旁，大家一起话着家常，谈着生计，畅想未来，老百姓没有不拥戴邓禹的。邓禹成为老百姓的救星，名震关西。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十分满意，几次发文件给予他嘉奖和鼓励。
以忠实地记载史实而传世的《后汉书》充满感情地描述了这样的画面：“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好百万。禹所止辄停车驻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
老百姓是如此朴素可敬，他们只要有饭吃，不受气就行了。
而再简单点，只要没有贪官污吏、地痞恶霸欺负就行了，甚至于吃饭的事，他们还可以自己想办法。
在中国做官又是如此简单，只要胸中有君子之心和人文关怀就行了，能干好事就干一些，不能干就在一边儿凉快，别胡来即可。
但是，很遗憾，官、民这两种本来可以很简单的角色，以及二者之间本来可以很简单的关系，经常被搞得很复杂，很混乱。
邓禹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也做得很好。
刘秀对此有更深刻的了解，将做得更好。
目前，邓禹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将领和关中豪杰纷纷劝他立即进攻长安。
但是，邓禹另有考虑，他向大家分析原因说：“不能马上打长安。我们现在虽然队伍庞大，但真正能打仗的少，前方没有可以依赖的粮草，后方也没有可以转运的物资。况且赤眉刚进入长安，士气正盛，财富充足。不过，他们毕竟是一群盗贼纠集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并没有长远打算，虽然粮草充足，而事故多端，难道能长期坚守吗？现在上郡（治今甘肃榆林东南）、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安定（治今甘肃平凉）三郡地广人稀，粮谷丰富，牲畜众多，我们不妨北上休整兵马，利用那儿的粮食休养士兵，养精蓄锐，总能找到赤眉的可乘之机。”
不能说邓禹的主张没有道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既影响了时局和历史的进程，又涉及对不少人的评价，在当时和历史上还引起广泛的争论。
说白了，在邓禹大军是乘胜立即进攻长安，还是养精蓄锐伺机再打的问题上，分为鲜明的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要找个地方歇歇，避开赤眉的锐气休息一下，瞅准赤眉的漏洞再打。持这种意见的人很少，但有邓禹本人。
另一种就是要一鼓作气，立即拿下长安。几乎邓禹所有的手下和当地的支持者都这样认为，更重要的是，刘秀也持这种意见。
邓禹坚持自己的见解，率大军北上到栒邑（今陕西栒邑东北）。
邓禹所到之处，攻破赤眉将士的营垒，而有关郡县望风开门归顺。就连西河太守宗育也撑不住了，派自己的儿子带着公文等手续前来投降。
邓禹很高兴，也很得意，派人把宗少爷送往京城洛阳，向朝廷报告。
他这么做，当然是表示自己遵守纪律，尊重朝廷，同时多少也有点炫耀的意思：皇上器重我，我也不是吃干饭的！
这是邓禹的巅峰时期。
邓禹踌躇满志，他认为自己先打长安的外围，收复长安周边的郡县，扩大战果，时机成熟再拿下长安是没有悬念的。
按照常理，邓禹的想法和做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由于赤眉向来不按常规出牌，或者说赤眉向来不知常规为何物，使得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让邓禹无法把握。
刘秀在洛阳，对长安